汉中市川陕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汉中市川陕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属《2005年——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建设项目，纪念馆占地面积68.9亩，主展馆面积5240平方米。由主展馆、爱国主义教育广场、纪念碑、何挺颖烈士纪念广场共同组成。纪念馆是全国百家红色经典旅游景区和陕西省三大红色旅游景区之一、是川陕革命根据地在陕西唯一的纪念馆。距离汉中市26公里，由省道211线相连，交通便利。

该馆由西北建筑设计院华夏设计所张锦秋院士领衔设计，采用了大地艺术的表现手法，将纪念馆主题建筑与红寺湖秀美的自然风光巧妙结合，注重环境和生态的保护，突出实用性、地域性、纪念性、标志性和现代性，实现了红色旅游与绿色旅游的完美结合。

纪念馆的建成，主要用于汇集并保护分散于各地的、濒临泯灭的革命历史文物，展示川陕苏区革命历史的全貌，成为弘扬革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党性实践活动基地，也是陕南红色旅游的中心。2011年3月25日正式向社会全面免费开放，教育功能日益强化，先后被第二炮兵部队政治部命名为理想信念教育基地、陕西省国防教育基地、陕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党史研究教育基地、省廉政教育示范基地和省青少年教育基地。在全省乃至全国已形成了较高的知名度、影响力和聚合力。

纪念馆主展馆由一个序厅和三大展区组成，主要展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革命活动的部分实物、史料和图片。

序厅

南郑历史悠久，民风淳朴，文化积淀深厚。自公元前451年秦历公派左庶长修筑南郑城起，便一直是汉中的政治经济中心。在民主革命时期南郑是川陕革命根据的重要组成部分。931年11月7日在黄安县（今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建立了中共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下辖5个师，共3万余人，由于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于1932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撤离，来到川陕两省交界的大巴山，历时两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紧紧依靠川陕边区党和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与国民党反动派四川军阀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章。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讲话时称“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一号展厅

讲述和展出的是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革命活动的故事及部分实物。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使陕南燃起了星星之火，给汉中热血青年指明了革命航程。

中共大安小组遗址：坐落于宁强县大安镇秀峰观，面积约200平方米。

中共大安小组的成立，是宁强党组织从无到有的标志。中共大安小组从成立到停止活动虽然不到一年的时间，但这期间党小组开展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想、新文化活动，使宁强人民开始冲破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主义枷锁，群众思想开始一步步觉醒，并开始了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斗争；党组织的建立让人民群众看到了革命的希望，随着党组织的不断发展的壮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也不断扩大，因此宁强中共大安党小组的建立也标志着宁强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反剥削反压迫的新的发展阶段。

何挺颖烈士故居：

在汉中南郑县城关镇何家湾村,一条翠竹成阴的乡间小道尽头,有一座建于清末的四合院。虽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雨沧桑，院落依然显得古朴恢宏。雕花的隔扇和门窗，方砖之上的各种精美绝伦的雕饰，门窗上的木雕格言和警句，无一不体现出了主人的人生理想与道德追求。就在这个四合院里，走出了一位井冈山革命时期我军著名的军事指挥家——何挺颖。

像陈锦章、何挺颖、陈小屏这样的共产党员有很多很多，为了践行理想信念甘愿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这种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踏着前人的足迹，把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陕南中共秘密组织活动逐步开展起来，并成立了中共陕南特委。特委成立初期主要活动是在南郑、城固等地开展建党和学生运动。1931年10月之后，党的工作重点开始由城镇转向农村，由知识界转向工农兵。陕南特委在陕南的广泛活动，为红四方面军在川陕之交立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陕南特委代表会旧址：位于南郑县梁山镇爱国村龙岗寺院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岗寺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7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通过了《陕南工作大纲》，决定“暂时将陕南划为一个区域，设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在省委的督促下，负责组织陕南县委以下的各级党部与指挥工作责任”。特委由正式委员3至5名，后补委员2人组成，省委决定由刘甲三任书记，易厚安为组织委员，陈宇霆为候补委员，三人成立主席团，执行并决定一切工作。1928年春，中共陕南特委遭到严重破坏，陕南地下党员谢佐民、段仲林、赵勃生等被逮捕，其他共产党人闻讯后即隐蔽，党组织活动趋于低潮。

1930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派梁益堂来南郑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以女子师范学校教师的合法身份，一面秘密在县城各学校吸收进步师生入党，建立党支部，一面积极联络隐蔽在各地的共产党。经过筹备和省委的批准，正式恢复成立陕南特委，并于1930年11月在龙岗寺庙内召开了中共陕南特委第一次代表大会，洋县、城固、勉县、南郑、西乡、宁强、风县、褒城、石泉、白河等地派来的多名党的代表和团员、学生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陕南特别委员会，梁益堂任书记，委员有周彬如、赵德俄、杨否生、陈锦章、王述绩、陈文化、何蔚然、何宪章、黄勉初、王新德等12人。会议决定部署了发展组织，开展游击战略战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策略。

中共陕南特委正式成立后，以学校为据点，广泛建立党的组织，先后建立了中共陕南军委和洋县、城固、勉县、西乡、褒城5个县委。陕南军委在国民党十七路军中，在杜家湾、黄沙、陈小屏家、龙岗寺等地掩护地下党，培训游击干部，领导地方游击武装斗争。在中共陕南特委的领导下，陕南各级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1931年，特委决定以第五师范学生会名义，创办《前驱周刊》，后改《追求》，系特委机构刊物，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压迫人民的罪恶等。随后，女师出版《冲锋》，五中出版《第一线》，职校出版《星光》等刊物。1932年12月中共陕南特委创建了红二十九军，陈浅伦任军长，程德章任政治部主任。1933年，中共陕南特委配合开辟了南郑（今汉中）经大河坎、牟家坝、青石关、凉水井、碑坝至川北红军总部的红色交通线，组织人员运送情报和医药等物资，粉碎了国民党对红四方面军的经济封锁，对巩固和扩大川陕革命根据地，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81年3月，南郑县人民政府将龙岗寺中共陕南特委代表会旧址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以缅怀先烈，激励后人。

陕南特委闹红汉中：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7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结合陕南的实际,决定将汉中、安康、商洛划为一个区域,设立中共陕南特别委员会,史称陕南特委,负责组织领导陕南县委以下的各级党组织,并派刘甲三为特委书记,以正式委员3至5人,后补委员2人组成。1928年陕南特委一委员被捕,特委工作中断。1930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又派梁益堂任陕南特委书记,重建陕南特委。梁益堂在相继建成城固、南郑、宁羌(现宁强)、西乡、沔县(今勉县)等地党的基层组织后，于1930年11月在龙岗寺召开了中共陕南特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陕南特别委员会、梁益堂任书记，委员有周彬如，赵德娥等12人。会议决定部署了发展组织，开展游击战略战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策略。特委机关先后设在南郑、勉县、洋县，特委组织领导了宁强、城固、洋县、勉县、南郑5个县委及南褒西南区、南城褒边区、西乡城固边区3个县级区委和城固、洋县、西乡、宁强、红二十九军游击队支队等5个特别支部。特委以学校为据点，广泛建立党的组织，陕南特委组建并领导的陕南军特委（前身为国民党三十八军中共前方军委），在国民党十七路军中，掩护地下党，培训游击队干部，领导地方游击武装斗争，于1932年12月创建红二十九军，陈浅伦任军长，程德章担任政治部主任。开辟了南郑（今汉中）经大河坎、牟家坝、青石关、碑坝至川北红军总部的红色交通线，组织人员运送情报和医药等物资，粉碎了国民党对红四方面军的经济封锁，对巩固和扩大川陕革命根据地，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为陕南的解放奠定了思想和干部基础。

中共陕南特委扩大会议

1932年8月陈浅伦接任特委书记（第五任书记），同年12月6日，中共陕南特委在南郑召开扩大会议，改组陕南特委，孟芳洲任书记（第六任书记）。这次改组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加强特委对军事工作的领导，迎接红四方面军。会后陈浅伦即赴西乡、城固迎接红四方面军。

红29军的创建及英勇斗争：

1933年1月16日，中国陕南特委作出了关于《扩大西乡城固新苏区创建红二十九军的决议》。2月23日，陈浅伦、李艮在西乡县私渡河主持召开军政大会，宣布正式成立红29军。陈浅伦任军长，李艮任政治委员，程子文任政治部主任。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以马儿崖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位于西乡县西南骆家坝之龙灯村，1932年12月，成立马儿崖区苏维埃政府，至次年春天红二十九军军部驻此，发展了6个村苏维埃政府，是陕南革命斗争的重要遗址。)控制面积350余平方公里。同年3月，在楼房坪(位于川、陕交界处)成立“川陕赤北县第五区苏维埃政府”，在大约半年时间内，陈浅沦指挥的红二十九军与敌正规部队和地方团队进行了大小20多次战斗。其中白茆垭、廷水、贯子山等6次战斗，歼敌130余人，瓦解敌军200余名。红二十九军迅速壮大。

马儿崖事变：

1932年12，红四方面军途经陕南，留下一部分干部，协助其建立马儿崖苏维埃政府。1933年2月23日，在西乡正式成立红29军，陈浅伦任军长，李艮任政委，下辖两个团、游击队、教导大队等，总共千余人。其中红军基本队伍不多，多为收编的民团、“神团”等游杂武装。当时国民党汉中绥靖司令是17路军第17师51旅旅长赵寿山，派其部下营长张镜白收买了红29军游击司令张正万（收编的“神团”首领）。1933年3月26日，赵寿山率所部开往西乡，包围了红29军军部所在地马儿崖地区。4月1日，张正万乘29军主力在外线作战，军部人员在马儿崖聚集开会之机，率所部叛变，一举攻陷马儿崖。红29军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政治部主任程子文、第1团团长刘绪金、陕南特委书记孟芳洲等先后遇害。是为“马儿崖事变”。陈浅伦、程子文的人头被张正万割下，送到赵寿山处，赵下令悬首西乡县城南门外示众。事变后，红29军诸遭赵寿山部围剿，基本解体。残部约120余人改编为陕南游击队，后入川编入红4方面军。

参与“马儿崖事变”人员下落：张正万后因内讧，逃川为人所杀。跟随张正万叛变的张万贵、刘忠信、严明发等于1961年被枪决，其他在世人员判处死缓或徒刑。

小河口会议

小河口会议是西征以来红军总部举行的第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1、会上对张国焘推行王明路线，以及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不明不白地无止境向西转移进行了尖锐批评，2、建议恢复军委会，集体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3、组成了前敌委员会，委任曾中生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这次会议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纠正张国焘的错误，但也起了某些抑制作用，使张国焘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的军阀作风有所收敛，同时小河口会议也堪称决定红四方面军前途命运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党史专家将之比作红四方面军的“遵义会议”，对以后川陕革命根据地迅速创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2月11日始，红四方面军与陕南地下党城固县委游击队领导人王燮、胡哲取得了联系，出秦岭、夺升仙、走原公、渡汉水、赴南郑、占西乡、下镇巴、战万源。从此，红四方面军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取得了战斗主动权；并在川北点燃了大巴山革命的熊熊烈火，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新局面，为后来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奠定了基础。对川陕根据地迅速创建起了积极作用”。

红军渡汉水

红四方面军于12月15日进入汉中的城固地区。人民群众欢迎红军，要求建立根据地，但这一带回旋余地太小，方面军还是决定南渡汉水，去大巴山北麓西乡、镇巴一带立足。在胜利渡过汉水后新的转机面前，四方面军总部毅然决定进军川北，点燃了大巴山革命的熊熊烈火，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新局面，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钟家沟会议：

1932年12月进入汉中，红四方面军进驻西乡县钟家沟乡，并将军部设在玄天观，同时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出了入川的重大决定。12月19日，红军主力相继撤离西乡向四川开拔，21日到达四川通江两河口后，不到一个月时间，红军就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等县，迅速在川北打开了局面，诞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红星庭院：

铜雕名“火种”由铜小孩、铜篝火、铜斗笠、三把铜汉阳造88式步枪、三个铜行军水壶组成,其意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整个庭院形状呈五角星形状，晚上在灯光的照射下更为壮观。革命英雄纪念碑高32米，寓意红四方面军1932年进入陕南。上面的题词是引用毛主席为北京的革命英雄纪念碑的题词，“革命英雄永垂不朽”。

第二展厅

打破围攻站稳川陕

红四方面军一入川便开始领导川陕苏区群众发展经济、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教育宣传活动，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这使得广大贫雇家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了土地，生活上得到了保证。亿万劳苦大众“民不畏死”，自愿参加支持共产党，从而引发了星火燎原的革命。从此红四方面军在川陕之交稳稳的站住了脚跟。这一系列活动，让蒋介石大为惊恐，后派其四川军阀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向根据地发动大举围攻。分别发动了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

反三路围攻： 1933年2月中旬国民党当局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共”督办，调集川军38个团约6万人，分左、中、右3个纵队，向红四方面军发起围攻，企图消灭或驱逐红四方面军于立足未稳之际。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下，决定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作战方针，先以少量兵力依据险要阵地节节抗击川军，予其大量消耗，尔后集中兵力实施反攻，粉碎川军的进攻。并连续收复南江、通江、巴中三城；田颂尧余部退至嘉陵江沿岸，转入守势。至此，历时4个月的“反三路围攻”胜利结束。共歼灭敌军2万余人，缴获枪支8千多支。炮50余门。

反六路围攻：1933年10月，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限于3个月内将川陕边区红军肃清。刘湘调集四川所有兵力共l10个团20万人，分为六路进行围攻。这六路分别是，第一路邓锡侯第28军，由广元、剑阁指向南江；第二路田颂尧第29军，由苍溪、阆中指向巴中；第三路李家钰2个师由南充、蓬安指向巴中；第四路杨森第20军，由广安、岳池指向通江；第五路刘湘第21军由开江指向宣汉、达县；第六路刘存厚第23军由开县指向万源。六路中以第五路为重点。红四方面军这时已发展到5个军8万人，总指挥部决定以红4、红33军全部及红9、红30军各2个师在东线，打敌第五、六两路，由徐向前指挥，为主要方向；以红31军及红9、红30军各1个师在西线，打敌第一、二、三、四路，由王树声、李先念指挥。12月中旬，刘湘下令开始进攻。红军仍采取收紧阵地的战法，节节抗击各路敌军，逐次向苏区内地收缩，诱敌深入，寻求敌人的弱点，集中兵力予以反击。战斗异常艰苦，旷日持久。到1934年8月上旬，刘湘共发动五次总攻，步步推进，一直把红军压缩到南江以东、通江以北、万源以西的狭小区域内，但刘湘各部也伤亡几万人，其部队疲惫不堪，士气低落。这时，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集中，总指挥徐向前看准敌第六路是最弱的一路，于8月9日夜率部攀石牵藤，穿越山路，突然袭占敌青龙观阵地，在敌战线中间打开一个缺口，歼敌1个师又3个旅，直插刘湘主力左侧。刘湘慌忙从万源后撤。然后徐向前调整部署，以一部牵制东线敌军，率主力挥师向西，8月28日夜从敌第三路与第四路结合部得胜山猛插敌人纵深，在黄猫桠地区截住并歼灭敌10多个团，收复了被敌占领的所有地区和县城，一直追到嘉陵江边，打破了敌人的围攻。此次战役长达10个月，红军共歼敌8万人，缴枪3万支，是红四方面军成立以来的空前大捷。刘湘为维系军心，拜请了一位一贯道头子刘云山做高级顾问，占卜算卦，选择进攻吉日，给部下壮胆，被奉为“刘神仙”。围攻失败后，这位神仙也逃之夭夭。

红色政权得民心——根据地政权的巩固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深刻地认识的只有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自此党始终不渝地把实现广大农民利益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积极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努力发展生产。当时自身还很弱小的党和红军，要在困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进而一步步实现革命目标，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苏区的劳苦群众。扩大红军、支援前线、发展生产，保障军需民食、开展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都离不开他们；可以说，离开了苏区人民群众的认同、拥护、支持和参与。党和红军以及苏维埃政府，都将寸步难行、一事无成。

1、政权建设

从1932年12月到1935年2月，川陕革命根据地总面积达到了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建立了23个县和1个特别市的苏维埃政权。其中在陕南地区建立了陕南、宁强、阳平、勉县、南郑5个县苏维埃政权，包括治所在川北的赤北、红江两个县在陕南的管辖区域，陕南苏区共有22个区、镇，95个乡，320个村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

土地法令：

土地法令是红四方面军来到川陕领导川陕苏区贫苦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土地革命的鉴证，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始终保持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川陕苏区的宣传队伍：

苏区有川陕省委，下有县委、区委、乡支部、城市街道支部（直接受县委领导）、村小组。

在川陕苏区时，红军的宣传工作以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丰富的内涵，有力的宣传了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纪律，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启发了苏区军民和白军士兵的阶级觉悟，回击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在中国革命宣传史上写下了绚丽多彩的一页。

2、文化事业

革命文化工作始终是川陕根据地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川陕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是全方位开展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内容主要有开展全民识字运动，创办报刊杂志，錾刻岩石标语和张贴、散发、刷写标语、文告、捷报、传单，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等。

第三展厅

地下交通现奇观——红色交通线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地区后，蒋介石急令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与川军刘湘、田颂尧等部进行围攻。但蒋介石对杨虎城等地方势力极不放心，又派嫡系胡宗南部进驻陇南地区，从侧背监视杨虎城部。杨虎城将军洞悉蒋之阴谋，便不得不与红军寻求合作途径。经过多次协商，红四方面军代表徐以新与杨虎城将军代表孙蔚如（第十七路军第38军军长）红四方面军与杨虎城第十七路军最终达成秘密的互不侵犯协议，并同意建立一条可以经常往来的交通线。史称“红色交通线”。秘密协议达成后，武志平和陕南地下党、红四方面军一起先后开辟了主线、西线、东线三条红色交通线。

主线：开辟南郑城—大河坎—高家岭—牟家坝—马桑坝—青石关—回军坝—天池寺—羊圈关—西河口至碑坝间的秘密交通线。

西线：为了保守秘密，另在分水岭老林地带开辟了一条秘密线路（交通复线），即从马桑坝经小坝，过分水岭、孤云山，至四川通江的海神湾再达碑坝。

东线：后来，因受土匪等因素干扰，有些时候秘密交通线从牟家坝改道向东，绕至城固南山的天明寺，再至二里坝，经大、小盘坝，越跑马梁再进入南郑县境内，翻过花石梁（在米仓山脊）至广家店（时属通江），南下碑坝，道路极为艰险，大部为羊肠小道，仅可单人通行。

革命标语筑红墙

川陕苏区在政治宣传活动中，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选择了群众易于接受的文字宣传、口头宣传、文艺宣传、石刻宣传等多种形式，大力进行宣传，对扩大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对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军石刻标语，对外，它是一种对敌斗争的强大武器；对内，它是一种宣传鼓动的战斗形式，也是一种普及文化的形式。它既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宣传工作，又是群众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对象更多是苏区内外的人民大众，也包括广大红军战士，其目的是打击敌人，把苏区人民发动起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积极参加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来。发动群众，鼓舞士气，瓦解敌军斗志。石刻宣传，是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重要的宣传形式，也是红四方面军开创川陕苏区的英雄业绩的有力见证。石刻宣传包括石刻文献、石刻对联、石刻标语和石刻漫画等。当时，川陕苏区根据川北山大头石头多的特点，建立錾字队，大力开展石刻宣传。这些石刻，书法工整，字迹清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长篇文献，有简练的对联，有极短的口号。数量庞大，遍布苏区城乡各地，在当时国内革命根据地中，别具一格。它们反映了苏区的革命斗争和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集中了群众的智慧，融汇了人民的艺术才能，并为人民集体所承认和保存。如今，虽经70多年的风吹雨打，他们仍显现出夺目的光辉。

红军走了还要来——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和北上抗日的指示，红四方面军决定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向西挺进。1935年3月28日至次日，成功强渡嘉陵江，实现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转移。

陕南战役

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为牵制敌人，保证中央主力红军顺利北上，发动陕南战役，主战场在宁强、勉县、褒城、南郑4县。2月22日，进攻南郑城的红军部队在实现了战略目的之后，主动撤出战斗。国民党川、陕军队邓锡侯、胡宗南部以为红军要从陕南北出，连忙调整部署，撤收部分江防部队，调动重兵向川陕边境增援，红四方面军达到了声东击西的军事目的，急回师川北，乘川军江防空虚，跨越了嘉陵江。

陕南战役历时20多天，歼敌四个团，缴获轻重机枪70余挺，步枪5000余支，俘敌4000余人，同时建立了宁强、阳平关、勉县、南郑4个县及一大批区、乡苏维埃政权。

红25军创建华阳游击根据地

红25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一部，长征开始后，奉命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并很快创建了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时，为配合红四方面军发动的陕南战役，红25军于1935年2月27日由陨西西进，攻克宁陕县城，3月4日又攻克了佛坪县城。随后，红25军乘胜开辟了洋县华阳游击根据地。红25军曾向汉中、城固挺进，得知红四方面军回师川北后，又折回华阳镇。这样，我们今天得以在川陕纪念馆看见曾经保存在华阳镇的这些红25军留下的珍贵的革命文物。

强渡嘉陵江

1935年1月下旬，驻扎于阆中的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向嘉陵江西岸进攻。嘉陵江江宽水深，对于缺乏渡江工具的红军指战员来说，确是一道不易逾越的天险。当时，川内敌军共有52个团的兵力，布防于广元至南部的300多公里沿江防线上，并修筑了无数碉堡和江防工事，妄图凭借大江之险和坚固的江防工事阻止红军渡江西进。

为此，红四方面军作了周密布置，精心策划。一是发动陕南战役，调敌北移，以掩盖红军渡江意图。二是扫清江东残敌，清除渡江障碍。为确保渡江作战的隐蔽性和突然性，红四方面军及地下党组织派出了侦察人员以各种职业为掩护，收集敌人的江防情报，掌握了沿江的地形、道路、渡口以及敌江防工事、纵深兵力部署、火力配置以及敌人活动规律等重要情况。在此基础，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和红33军军长王维舟又带领参谋人员翻山越岭，沿嘉陵江东岸行进，了解敌情，查看地形，选择战机。

经过详细调查，最终选择了苍溪城南4公里处的塔子山和城北25公里处的鸳溪口、阆中城北8公里处的涧溪口作为强渡嘉陵江的主要渡口。与此同时，还选择了阆中境内的沙溪场、南津关、河溪关、茄子渡等作为强渡嘉陵江的渡口。这些主要渡口，江面宽约150米至400米。虽然江面较宽，却是敌人整个江防的薄弱环节。当时，嘉陵江上没有桥，所有的船只不是被敌人拖到西岸，就是被敌人击沉、烧毁了。红军急需解决的是渡江工具。

1935年2月，为强渡嘉陵江，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由红31军和总部工兵营负责造船。

强渡嘉陵江并取得成功的第一个突破口就在阆中城南的塔子山下，正如徐向前元帅回忆的那样：“从陕南回来，就强渡嘉陵江。这是1935年3月的事。第一次从苍溪地区过江没有成功，刚过去一个班就被敌人发现。那里地形不好，有些同志牺牲了，少数人泅水回来。第二次改为从阆中南面的塔子山强渡。”紧接着，红军主力部队于3月28日晚9时许，接到前线指挥部发出的“急袭渡江”的命令，分三路以突然行动大举渡江，很快突破敌人的江防工事，向纵深进攻。

3月30日，驻守阆中的敌军见大势已去，其主力便连夜向嘉陵江以西溃退，城中只留少数敌军掩护，敌军在逃离时，放火烧毁了阆南桥张公馆堆积如山的粮食，还烧了一些木船。3月31日，红军攻克阆中城。随即，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迁入县城南街的秦家大院内，徐向前总指挥进入阆中城后，就住在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后院。接着，红四方面军宣传部、后勤机关也先后迁入县城内。与此同时，红9军27师指战员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到达了嘉陵江南岸的南津关。并立即修红9军27师之一部于阆中城南10公里处的茄子渡（今属石龙镇）渡口强渡，红33军之一部亦从此渡口渡江。红军西渡嘉陵江之后，在控制地区很快建立了县、区、乡、村苏维挨政权机构。其中，在阆中建立起两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一个是中发市苏维埃，另一个是阆中县苏维埃，机关均设在古城内。

就在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陆续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之际，敌却以重兵向江东根据地进攻。住阆中城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及宣传部、后勤机关，红33军军部由阆中城南的华光楼至南津关浮桥过江，转移到西岸。4月16日，敌21军由南部方向袭来。嘉陵江以东驻守阆中城的红军，除留下少部守城和江防外，大部经沙溪场渡江西进。敌军于南岸之奎星楼、锦屏山一线布阵，向阆中城内炮击。城内留下的红军、游击队员，于嘉陵江东岸筑起工事，封锁江岸，予以回击。为了阻止敌军渡江，当晚，阆中城里的红军和游击队员，将嘉陵江边的数十只渡船付之一炬。4月17日凌晨，红军和部分游击队员离开阆中城，沿嘉陵江上行至沙溪场渡口过江，朝剑阁、梓潼、北川方向西进，踏上了新的征程。

浴血坚持延火种——巴山游击队的壮举

一支远离大部队的红军队伍，在敌人白色恐怖下坚持五年多游击斗争，在人迹罕至的巴山老林生存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极大地鼓舞了川陕边区人民革命斗争的必胜信心，谱写了党的武装斗争史上一曲辉煌凯歌！这，就是巴山游击队的英雄史诗！１９３５年２月，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长征前夕，方面军总部、川陕省委、省苏维埃决定组建巴山游击队“支持苏区，留守阵地”。抽调红军部队３００余人，编成３个大队，由刘子才任司令，赵明恩任宣传部长，司令部设在南江桃园麦子坪。

２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结束陕南战役回师川北途经桃园时，将一部分部队和长赤、南江、英安（今旺苍境内）县的地方干部和陕西红庙塘游击队编入巴山游击队，巴山游击队扩编为一个独立师，师长刘子才，师部设在桃园与陕西交界的台上，全师共约１０００人。徐向前在桃园召集独立师连以上干部开会，要求大家发扬红军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坚持川陕边游击斗争，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川陕省委书记周纯全勉励官兵：“我们共产党人是柳树型，插到哪里哪里活，插一枝，活一枝。”　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后，游击队以“红３１军”的名义　，继续执行红军“三大任务”，建立了川陕边喜神坝、小坝２个乡、１１个村苏维埃政权，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县委。９月，打败国民党３８军两个团的进攻，重创南郑县保安大队。１０月，游击队发展到１２００人，游击区发展到以桃园为中心的川陕边４００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

１９３６年３月，敌３８军一个团袭击游击队驻地芦坝，刘子才麻痹轻敌，指挥失误，部队伤亡２００多人，激战中大部被冲散。部队转战到桃园时，仅存２６０人。５月，整编为一、二两个营，分别由王天海、赵明恩任营长。８月，游击队又在小坝遭敌偷袭，被迫陷入流动作战。９月，两个营在焦家河畔会合时，仅存６５人，旋即隐蔽深山，驻进岩洞。

艰苦卓绝的最后斗争

游击队存在于大巴山，国民党及川陕军阀如芒刺背。从１９３８年秋季开始，国民党调集川陕两省军队南北包围“清剿”游击队。游击队依靠群众的支持，依托大、小园包万山老林和悬崖峭壁的有利地形，先后击溃胡宗南新编第九师和川军杨晒轩师的进攻，歼敌１０００余人。

进入１９３９年冬，国民党２１军旅长李子犹４个团７０００人马，对游击队实施新一轮残酷“清剿”。巴中人李子犹暗熟巴山地形，将游击区的农户强迫迁走，制造“无人区”，断绝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及其粮食、武器、情报来源。在极端困难的日子里，游击队员吃草根树皮充饥，穿的裤子膝盖以下全被荆棘撕成了烂巾巾，日夜行走于冰天雪地，与敌人顽强战斗。1940年1月27日，由于副营长管业元的叛变，游击队主力被敌分割冲散，总计仅有50人左右。1940年2月9日（正月初一），游击队向通江转移，进入碑坝后河（今南郑）。15日，遭到数倍于已的敌人的伏击，仅存20人。3月，转战到碑坝山上，再遇敌强攻，大部分壮烈牺牲。赵明恩被叛徒杨之芳杀害。坚持了5年之久的巴山游击队虽然惨遭失败。

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巴山游击队过着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没有住的，没有吃的，没有穿的，衣衫褴褛，饥寒交迫。但是他们从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从不吃老百姓的一菜一汤，忍受着饥饿，忍受着韩寒酷暑，与敌人浴血奋战。

血染西河崖

南郑县碑坝区西河崖是一个应该记住的地名。1940年2月的一天，巴山游击队最后的20位英勇顽强的战士，与数百敌人血战到弹尽路断，王娃、山王爷、马夫等9位战士跳崖就义，巴山游击队的英勇壮举在这里划上了一个重重的感叹号。

结束语

掩卷遐思，陕南人民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创建根据地的额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和陕南人民坚持苏区革命斗争的悲壮场面如在眼前。如今，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许多老同志，每当谈起在川陕地区的活动，总是念念不忘陕南人民。汉中地区的人民，像全国许多地区的人民那样，曾有这光荣的革命传统，想到那片肥沃美好的土地，就联想起巍峨的巴山，连亘的秦岭；怀念起勇敢、勤劳的汉中人民；会想到过去的年代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党的陕西省委和陕南省委，领导着陕南人民，英勇地进行了革命斗争。红二十九军军长陈浅伦同志的英雄形象，是一个共产党伟大气质的体现，也是陕南党、陕南人民英勇不屈的化身。这位英雄倒下后，又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同志站起来，他们在陕南党的直接领导下，前赴后继，更英勇地战斗下去。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至全国胜利！让我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