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儿沟革命旧址

桥儿沟旧址是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址和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占地57公顷，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六届六中全会是我党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决定党的命运和抗战命运的重要会议，也是确立毛泽东不可撼动的领袖地位和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一次划时代的重要会议。鲁迅艺术文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一所综合性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延安时期，延安鲁艺集中了全中华儿女的优秀精英，以延安为中心，辐射各抗日根据地，发展党的文艺事业，使文艺成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为国人提供精神动力的重要文化源地，以新中国革命文艺的圣殿和新中国文学艺术家的摇篮而闻名遐迩。

这里的主要西式建筑始建于20世纪。20世纪初，以西班牙为主的传教士大批进入陕北，他们将延安作为主教地区，在桥儿沟村征购70多亩土地，建起50余孔石窑洞，并逐渐办起学校、孤儿院、诊疗所等社会福利组织。1931年至1934年主教易兴化又主持修建了这座天主教堂。

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后，西班牙籍传教士相继离去。1937年至1939年7月，这里是中共中央党校上课场所。期间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就是在这座教堂里召开的。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就居住于教堂西侧的石窑洞里。1939年8月党中央出于对文艺工作的关怀，认为该教堂的大殿和舞台适合于排练和演出，故将中央党校搬迁至城北小沟坪，而将鲁艺由城北迁至这里继续办学，一直到抗战胜利后。

1996年11月以教堂为标志性建筑的桥儿沟革命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现在可供参观的有：鲁艺简史陈列、鲁艺校舍和六届六中全会会址——天主教堂。

鲁艺简史陈列室

前言

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文学艺术专业干部的高等学府。1938年4月成立，定名为“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6月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4月合并到延安大学后，改名为“鲁迅文艺学院”,简称“鲁艺”。

鲁艺的创办，标志着延安革命文艺运动进入了发展繁荣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革命文艺，把它作为革命战争时代“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使得革命新文艺为中华民族解放，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延安时期鲁艺遵循党中央制定的“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按照毛泽东题写的 “紧张、严肃、刻苦、虚心” 的校训，创作了许多反映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作品，开展了新秧歌、新版画、革命歌曲等文化的实践活动，开创了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新纪元。

陈列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单元：创立缘起

1938年1月28日，为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延安文艺界联合公演了四幕话剧《血祭上海》，剧本是根据抗日英雄胡阿毛的真实事迹创作的。胡阿毛是上海的一个汽车司机，被日军抓去运送军火，他将汽车开进黄浦江而壮烈牺牲。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当晚中央宣传部专门设宴招待全体演职人员。席间，毛泽东称赞戏演得好，并建议以这些文艺工作者为基础，创立艺术学院，2月，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七人联合发出《创立缘起》，文中说：“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对于目前抗战是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1938年4月10日鲁艺宣告成立，《成立宣言》进一步指出：“越当敌人加紧进攻的时候，我们越感觉到成立这个学院的迫切需要。因为我们相信：艺术不仅能唤起民众，而且可以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的头脑” 。毛泽东亲自参加成立典礼，同志们请他坐首长席，他说：“我是工作人员，不是首长”，就和鲁艺的同志们坐在了一起。在开学典礼上，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讲了话，他又说：“我是工作人员，今天不讲话，过几天再来讲”。他说自己是工作人员，大概因为他是第一个发起人。

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校名“鲁迅艺术学院”。鲁艺初创时的校址设在北门外文庙台上。4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警卫员的陪同下，骑马来到鲁艺驻地，为师生们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演出要深入到人们生活中去，要下马观花。毛泽东的这段讲话实际上指出了鲁艺的教育方针和工作方向。在这次讲话中，主席还深刻地阐述了文艺界的团结和文学艺术的阶级性等重要问题。

鲁艺初成立时暂缺院长，副院长由沙可夫担任。第一届教育学制为6个月，分为两个学期，设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三个系，学员60余人。

鲁艺初创时，办学条件非常差，师生们自力更生，自己挖窑洞、建校舍，延河洗漱、露天上课，还要上山开荒解决生存问题，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教学和演出活动，使鲁艺不断发展成长。

鲁艺在成立后的一年里，培养并向前方和后方机关输送了200多个艺术干部，创作了30多个剧本和许多群众喜爱的歌曲及美术作品，演出上百场。

第二单元：发展壮大

鲁艺成立一年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导下，艰苦办学，总结经验，在人员、教学、演出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壮大。在鲁艺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之际，毛泽东为鲁艺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刘少奇题词：“为大众文艺的创作而努力”。1939年春夏，日寇增兵华北，妄图渡过黄河进攻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党中央决定陕北公学、安吴堡青训班、延安鲁艺等学校联合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敌人后方，去开展国民教育。鲁艺抽调师生百余人，改编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部，由沙克夫任部长、吕骥任副部长。出发前，毛泽东来到鲁艺教堂西侧的空地上，为学员作报告，说：“当年姜太公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给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一样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你们到前方去就不要怕困难，不要怕麻烦；革命工作就是艰苦而麻烦的工作。”毛泽东这次讲话的主要思想在几个月后，登载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

1939年8月，鲁艺由北门外迁到了桥儿沟。11月，中央任命吴玉章担任鲁艺院长，周扬为副院长。从此以后，鲁艺的领导工作主要由周扬主持。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吸引着无数爱国青年、仁人志士奔赴延安寻求救国的真理。诗人何其芳写文章中写到：“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在走进城门的人们当中，有很多是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青年，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走进鲁艺学习或工作，构成了鲁艺新型的师生群体。在这一群体当中，不乏有已经成名的诗人、画家、小说家、音乐家和戏剧电影界的明星大腕，他们把中国新文化、新文学和外国文化、外国文艺的大量信息，带进了经济和文化都极其落后的黄土高原上荒僻的小城延安。在没有电灯和舞台装置的困难条件下，鲁艺在延安的舞台上居然能演出内容与形式极其完美的话剧、歌剧、活报剧。在延安的城墙上、大街上，布满了鲁艺制作的宣传画、标语、木刻和漫画展览。在这座土里土气的窑洞城里，鲁艺显得洋味十足，正如一位老同志说过的：“鲁艺以它的特长，把古老、荒漠、单调的延安装饰得像春天的姑娘。”

抗战时期的延安，号称“歌咏城”，学校里唱、部队里唱、工厂、机关都在唱，从清晨到傍晚，漫山遍野，到处回荡着歌声。歌声成为延安城一个特有的文化景观。而鲁艺正是这座“歌咏城”的中心，因为在延安，乃至整个抗日根据地，鲁艺是音乐人才最多，特别是作曲家、作词家最集中的地方，是抗日救亡歌曲的一大发源地。

鲁艺音乐系以“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为卓越代表，形成一支实力雄厚的音乐创作队伍。

鲁艺美术系汇集了江丰、陈铁耕、胡一川、沃渣、力群、马达等一批30年代就活跃于上海的左翼木刻家，他们于1936以后先后来到延安，汇集于鲁艺美术系工作。他们带来了鲁迅所大力倡导和精心培育的中国新兴木刻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艺术传统和创作经验，引导和培养出一大批成绩突出的青年木刻家，如古元、彦涵、罗工柳、焦心河、夏风等。在国民党和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延安极度缺乏颜料、纸张、画笔、画布等绘画用品。而用于木刻的梨木板和枣木板在延安非常方便找到，木刻刀、印制木刻的纸张和油墨在延安也能自己生产。再加上木刻可以一版多印的特点，更能适应广泛宣传的需要，具有其他画种所不具备的优势。所以木刻基本上成为美术系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美术系也几乎变成了“木刻系”。因而，木刻成为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影响最大、且最有成就的一个画种。这些木刻家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珍惜每一寸光阴，美术系三期学员古元为了节约时间，提前投入学习，每天早上总是提前做好洗漱工作，在别人洗漱吃饭时，他早早就进入学习状态了。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100多幅木刻作品（照）。这些用来木刻的木板是要用手工刨平和磨光的，一块木板往往要在教堂台阶旁边的水磨石上磨上几个小时，这100多幅木刻作品除去制作过程，光是磨木板就要耗费繁重的体力和大量的时间。力群、古元、彦涵等人的木刻、版画被周恩来带到重庆，甚至带到国外，引起轰动。1942年10月，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在重庆参观过全国木刻展之后，在《新民报》上发表文章，发出热情称赞古元是：“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他们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像中央党校礼堂上的毛泽东浮雕像，胸像、中央七大会场马恩列斯浮雕都是由鲁艺师生创作的。

1938年7月鲁艺第二届开始增设文学系，系主任先由周扬兼任，后由何其芳、舒群等人担任。文学系的专业课程有文学概论、新文学运动、民间文学研究、世界名著选读等课程。教员有周立波、萧三、陈荒煤等。文学系教师一起组织了文学社团草叶社，出版《草叶》双月刊。

鲁艺成立之初，戏剧系的阵容是最强的。在尚未正式宣布成立时，来自各抗敌演剧队戏剧系的30名学生就集中起来了。戏剧系第一期学生毕业后，为保证戏剧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鲁艺于1938年8月1日组建了实验剧团，其宗旨是“要成为抗战戏剧实际行动的模范”。实验剧团与戏剧系的教学结合一起，编写演出了《一心堂》、《鲁迅之死》、《棋局未定》等一大批剧目，创造了鲁艺建校初期话剧演出颇为频繁的局面。

鲁艺发展了，壮大了，从第一届的六七十人发展到第三届的四百余人。1940年6月，鲁艺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毛泽东再次题写了校名，并题写了“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作为培养抗战文艺工作者学府，其办学口号是：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到农村去。所以，鲁艺一二三届学员，大多都派到前线和敌后。他们用笔，用刻刀，用歌声投入到火热的抗日烽火中。

第三单元：生产整风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延安开展了全党整风运动。鲁艺作为延安文艺运动的一个发展基地，也进行了改头换面的革新。抗战胜利后，成千上万的文学家、艺术家等文化人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汇集到延安，汇集到鲁艺，他们对繁荣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抗日战争困难时期的到来，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在文艺人当中逐渐暴露出来一些对抗战和革命事业不利的，以及阻碍文艺本身发展的不良思想倾向。为此，毛泽东曾约请周扬、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华君武、蔡若虹等人去杨家岭征求意见。

在1942年5月2日至23日，党中央为正确引导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在杨家岭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鲁艺共有49人参加会议，占会议代表的近半数之多②。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分管。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明确阐述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出文艺与工农兵结合，与时代结合，并在普及基础上进行提高的文艺方针。5月30日，毛泽东又亲自来到鲁艺为师生们做了重要的讲话。他针对鲁艺一度出现的“闭门提高”和脱离实际的现象指出，只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要到“大鲁艺”去，到工农兵群众火热的生活中去学习，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的讲话幽默风趣，还不时地做些形象的动作来比喻，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不久，鲁艺认真学习了《讲话》精神，但如何实践这条道路，一时间还未思索出来。于是，为贯彻《讲话》精神，纪念抗战五周年，专门抽调师生开展“七月宣传”活动，下工厂和农村去巡回演出，实践“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但是，因为带去的节目是西洋音乐和外国话剧，与工人、农民的生活毫无联系，加之艺术形式、语言等也为老百姓所不熟悉，丝毫未得到群众的欢迎。“去时热热闹闹，归时冷冷清清”。这场没有引起群众反响和政治影响的演出，让鲁艺师生们痛定反思，如何才能获得工农兵群众的喜爱呢？之后，鲁艺空前活跃起来，教学和创作实践出现了新景象：作家、艺术家们纷纷打起背包，下农村，去部队，向民间学习、向人民大众学习，利用各种民间形式，旧瓶装新酒，推陈出新，创作出一大批反映人民大众生产、生活的喜闻乐见的作品，如秧歌剧《兄妹开荒》、《拥军旱船》、《挑花篮》等，从此群众性的广场戏代替了舞台剧，延安文艺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阶段。1943年的春节鲁艺改头换面的演出队走上桥儿沟村头演出，立即得到桥儿沟村民的欢迎，百姓称赞说：以前你们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哭爹喊妈，美术系不知画啥，文学系写的一满解不下”，只有这回“一满解得下”，都能看得懂了。得到桥儿沟百姓的肯定，鲁艺师生信心倍增，这一年的春节鲁艺带头在群众中掀起了热火朝天的新秧歌热潮，老百姓热情的称之为“鲁艺家的秧歌”。由王大化、李波扮演的新秧歌剧《兄妹开荒》，轰动了延安城乡。当秧歌队在枣园给党中央表演时，毛泽东主席看后满意地说：“这还像个为人民服务的样子”。

之后，秧歌运动在延安普遍开展起来，由鲁艺到其他剧团、机关学校，由延安到陕甘宁边区，再到各抗日根据地，秧歌舞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喜爱和积极参与的一种最时尚的艺术形式。

1944年冬，鲁艺在新秧歌运动的基础上，开始集体创作大型歌剧《白毛女》。该剧是根据从晋察冀边区的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改编而成的，主要编剧为刚刚20岁出头的贺敬之。1945年6月10日，鲁艺首次为“七大”代表献演《白毛女》，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响起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们一同起立鼓掌，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次日，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一、这个戏非常适合时宜；二、黄世仁应该枪毙；三、艺术上是成功的。之后，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和广大群众的意见，歌剧《白毛女》被进行了不断的修改后，很快传遍了各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解放后，《白毛女》被译成俄文、日文、英文等多种版本，在世界多个国家的舞台上上演，成为中国民族新歌剧的一部经典力作而永载史册。

抗日战争初期，尤其是1939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的经济封锁，陕北自然灾害的侵袭以及大量外来人口的增加，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遇到了极端的困难。一度，边区军民只能用米糠、豆钱钱、野菜充饥，穿百纳衣御寒。

面对如此严峻形势，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方针，号召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鲁艺学员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纷纷走出课堂，荷锄垦荒，投入大生产运动中。他们开荒种地、纺线、织毛衣。修建画室、排练室，改善师生生活。一般是男同志参加开荒种地，女同志参加缝衣、种菜和洗衣等劳动，教员则参加精神生产任务—创作。仅1940年，全院师生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全年开荒616亩，解决了衣食困难，实现了艺术创作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创举。

第四单元：走向全国

1945年8月，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后，鲁艺这所培养抗战艺术干部的学院，也结束了她在延安的神圣历史使命。根据中央部署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鲁艺陆续开始告别延安，奔赴各根据地和解放区。

9月，鲁艺奉命组成东北文艺工作团和华北文艺工作团。东北文艺工作团由舒群、田方率领（照），于9月2日出发，奔赴东北解放区，参加东北地区的解放战争和民主改革运动，后全体转入东北电影制片厂。华北文艺工作团由艾青、江丰率领，于9月20日出发，奔赴河北张家口市，全团转入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沙可夫任院长，艾青任副院长。北平解放后，学院随解放军进驻北平，1950年全团转入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

1945年11月中旬，党中央决定延安大学各学院，包括鲁艺在内，由校长周扬带领迁离延安奔赴东北解放区办学。行前，毛泽东主席特地勉励师生说：你们这次去，冰天雪地，可能有害病的，还可能有牺牲的。遇到问题要学会分析，一半是困难，一半是光明，东北是必争之地，事不迟疑，说走就走，你们的“飞机”就是两条腿。在行至河北境内时，因东北战局变化，迁校队伍到达张家口与华北联大会合。周扬留任华北联大校长。鲁艺校部人员在张庚和吕骥的带领下，继续向东北进发，于1946年8月到达佳木斯，成立东北大学文艺学院，后改组为四个鲁艺文工团和一个音乐团。1948年沈阳解放后，改为东北鲁迅文艺学院。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以鲁艺各部系为基础，又组建了鲁迅美术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和东北人民艺术剧院。

鲁艺迁校后，设有留守处处理未了事宜。1946年7月，中央管弦乐团成立，留守处人员全部合并至该乐团。至此，鲁艺在延安，在桥儿沟结束了光荣的历史使命。

从1938年到1946年，鲁艺在八年多的办学过程中，共培养文艺人才近千名，可谓人才辈出，成效显然。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在毛泽东主席《讲话》精神的指导下，鲁艺成功地解决了理论联系实际、普及与提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等问题，在党的文艺理论建设、团结和培养艺术人才、创作实践和革命文艺运动等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是中国革命文艺史上的一座丰碑。

解放后，鲁艺的师生们，带着延安形成的文艺观念和文艺经验，先后随军进入全国的主要城市，从事各项文艺工作。他们向种子一样撒遍了全国，并在全国各地生根、开花、结果，成为新中国文学艺术界的领导和坚强骨干，对新中国的文艺事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六届六中全会会址——天主教堂

教堂是西班牙主教易兴化用回国募捐的善款来修建的，于1931年开工，1934年落成。教堂面阔18米，高25米，进深33米，教堂正面立有3个塔楼，呈笔架型，内部并列两排立柱，为三通廊式。在建造过程中，即保留了古罗马哥特式建筑风格，又采用了坐北朝南的中国传统建筑朝向，同时渗入了中式字匾、楹联以及梅花、牡丹等中国传统雕刻图案，是一座中西文化交融的典型建筑。

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17人，各部门和来自全国各地区负责人39人。会期长达近39天，是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教堂内部陈设仍然按照六届六中全会原貌陈列。主席台正中悬挂的是马恩列斯的画像，中央是党旗。主席台上方的会标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两侧的横幅标语是本次大会的口号：“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才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致开幕词，王稼祥在会上首先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最后由王稼祥致闭幕词。

10月12日，毛泽东在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不点名的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论调，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性。

11月5日，毛泽东作总结发言，全会通过了《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的决议案》，通过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

六届六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它的历史功绩在于：会议正确地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制定了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策；克服了党内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保证了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中共中央从此结束了混乱无序的状态，为党领导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会还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在当时还没有条件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下，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的讲话中曾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

院领导办公室旧址

1938年，鲁艺初创后，空缺院长，副院长由沙可夫、赵毅敏担任。1939年11月，中央任命吴玉章为院长，周扬为副院长。从此以后，鲁艺的领导工作都由周扬主持，一直到撤离延安为止。

在延安鲁艺史上，这几位院领导以鲁艺为基地，为创建和繁荣延安文艺事业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其中，周扬任职时间最长，为鲁艺发展史上发挥过不可估量的作用。

操场围墙上镌刻的鲁艺校训

1940年6月，在鲁艺成立两周年之际，毛泽东为鲁艺重新题写校名“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同时，又为鲁艺题写了八字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这是他对鲁艺建立革命的艺术教育的重要指示。鲁艺曾把这八字校训的手迹，镌刻在院内的一面土墙上，得以朝夕共勉。

鲁艺图书室

鲁艺图书室在延安时期，曾位于鲁艺东山上的两孔窑洞里。作为一所高等院校，鲁艺的藏书虽然在延安算是较多的，但远远不能满足教学、研究和学习的需要。建院初期，大约只有三四千册图书，文艺类占到三分之二。小说类里，又数俄国小说最多。由于图书数量不多，品种又不全，一些中外名著书籍连续不断地在借阅者手中周转。要想借阅一本文学名著，必须事先在图书室登记，往往要等上几个月才能借到自己预约的书籍。在借书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文学系有人想出动笔抄书的办法。开始只是抄录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后来发展到抄录长诗、剧本和长篇小说。文学系的学生几乎每人都有几册这样的手抄本。

音乐系教室

音乐系1938年至1945年共创办6期，培养学生200余名。从第六届开始与戏剧系合并，称戏剧音乐系。先后担任系主任的是吕骥、冼星海。教员有向隅、唐荣枚、杜矢甲、李焕之、任虹等人。音乐系培养和造就了一批著名音乐家，如郑律成、刘炽、安波、王莘、莎莱等人。音乐系不仅培养音乐专门人才，还承担着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任务，《黄河大合唱》、《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南泥湾》、《游击队之歌》等一大批优秀作品都是这时期完成的，现在仅保存在录的歌曲就有近500余首。

1947年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时，最后撤退的同志把它连同一些唱片、书籍等埋在了地下。建国后很多鲁艺的老同志一直关心着这架钢琴的下落，但至今尚未被发现。现在陈列的这架钢琴是征集的同时代的代用品，也已经有150余年的历史了。

戏剧系教室

戏剧系的专业必修课程设有戏剧概论、剧作法、导演术、表演术、读词、化装术等。1938年8月鲁艺成立实验剧团，以期教学与演出相结合，促进延安的文艺演出活动。初期演出以话剧为主，其中中外名剧居多。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大众文艺秧歌剧成为戏剧系的主流文艺活动，从1943年秧歌剧《兄妹开荒》到1945年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和演出，标志着戏剧系艺术教学和实践取得的丰硕成果。

1940年4月，鲁艺以戏剧系为主成立了平剧团。早在1938年7月，鲁艺为纪念抗战一周年而赶排了现代京剧《松花江上》，内容反映了花江上渔民的抗日斗争英雄事迹。1942年4月为集中人才，党中央决定将鲁艺平剧团与120师战斗平剧团合并成立了延安平剧研究院。

美术系教室

鲁艺美术系共创办六期，汇集师生200余名。专业课程设有美术概论、透视学、解剖学、美术史、写生、创作实习等课程。延安时期美术家们以抗战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为源泉，以版画、漫画、雕塑等形式，吸取陕北人民的民间审美情趣，创作了一大批人民喜爱的优秀作品。

文学系教室

文学系于1938年7月开始招生，至1945年共举办六期，师生先后近300人。先后担任系主任的有周扬、沙汀、陈荒煤、严文井、舒群等人，教员除了系领导外，还有周立波、萧三、萧军、曹葆华等当时已经知名的文学家和诗人，他们提携和培养了诸如贺敬之、郭小川、李季等一大批新中国年轻的诗人、文学家，他们在延安自由、民主的空气中成长，按照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指引，与战士、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广大人民群众火热、丰富的生活中吸取营养，将之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据粗略统计，鲁艺文学系仅1941年5月至1944年6月，在延安的报刊上发表的各类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就达330篇。

鲁艺的菜地

当年，鲁艺的房前院后，东山与西山的山坡地带种满了各种农作物——青菜、茄子、玉米、南瓜等，其中尤为西红柿为特产，个儿长得又大又饱满，据说西红柿的种子是西班牙传教士专门从西班牙带到桥儿沟的。

冼星海旧居

冼星海出身于澳门一个贫苦的渔民家庭，因为是在星夜大海的渔船上降生的，所以母亲给他取名星海。童年时代他受尽磨难，父亲在他还在母亲腹中孕育时就早逝，他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虽然贫苦，但他性格坚毅，立志要振兴民族音乐。1929年，他带着一把破旧的提琴，告别母亲启程赴巴黎求学。在远洋船上他没钱吃饭，只能靠着水手和客人的剩饭菜来果腹。到了巴黎，他又靠着给人洗碗、端盘子，借穿别人的衣服来维持生活。在艰难与屈辱中，他拼命地学习。一天，当他拿着自己的作品去求教巴黎音乐学院的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时，门房因其衣衫褴褛而拒之门外，他则在门外不吃不喝等了一天，门房受到感动才带他去见了教授。这位大名鼎鼎的作曲家被冼星海辛酸的经历和求学的精神所感动，破格将他收为私人学生。当教授问他需要何种帮助时，冼星海脱口而出两个字——“饭票”。之后的5年，冼星海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刻苦钻研，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被追认为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的学生。1935年5月保罗·杜卡教授突然逝去，冼星海将这位恩师送葬后，毫无留恋地返回祖国。返程中，他依然靠吃水手和客人吃剩的饭菜回到上海。

冼星海回国后，对于这样一位巴黎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国民党出巨款要他写反动歌曲，但他依然投入到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中。1938年10月，在党的安排下，他来到延安。

在延安，他白天给学生上课，也和同志们一起上山开荒。晚上，常常手提马灯，翻山越岭，步行十几里到延安各处去教歌，深夜归来，又在油灯下编写教材，从事创作。

冼星海对西方音乐艺术造诣很深，但他深知他的音乐是为中国老百姓服务的。所以他的作品都是追求民族化、大众化的特点。在延安当时没有大型管弦乐队伴奏的情况下，他创造性地用口琴、京胡、锣鼓釵等中国传统乐器，夹杂着锅碗瓢盆创造出雄壮的、呼啸奔腾的浪涛声来衬托《黄河大合唱》的演唱，真可谓是“锅碗瓢盆交响乐”了。

冼星海在延安享受的是专家待遇，但他丝毫没有学者的架子，他的居室常常是门庭若市。他给学生上课很随便，不拘形式，往往在与学生聊天当中，就把知识灌输给学生了。他与学生无所不谈，常常通宵达旦。

1940年5月，冼星海受中央决定，与袁牧之一起前去苏联为延安电影团拍摄的影片《延安与八路军》创作配制音乐，进行影片的后期制作。正当该影片制作接近尾声时，赶上苏德战争爆发。在紧急撤退中，苏方工作人员丢失了影片的全部底片样。两人寻找底片无果，被困于苏联。流亡期间，化名“黄训”的冼星海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在饥寒交迫和疾病缠身之中，他坚持创作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交响乐等三十余部民族音乐作品和几十万字的论文，为中国人民留下了珍贵的音乐遗产。

1945年5月，长期的流亡生活和繁重的创作任务彻底拖垮了冼星海的身体。即使在住院抢救期间，他的创作欲望仍然难以熄灭，在病中他完成了《中国狂想曲》和60首中国民歌。8月15日这一天，当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时，他兴奋地难以自抑，在病榻上创作《胜利交响乐》，来庆祝祖国人民的胜利。在临终前他还给前来探望的人讲：“我多么希望再活三十年，我还有三十年的创作计划需要完成啊！”10月30日，时刻渴望归国的冼星海终因多种疾病的折磨，病逝于莫斯科，时年40岁。噩耗传到延安，党中央为冼星海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毛泽东亲笔为他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致哀！”

冼星海在他短暂的艺术生涯中，以顽强的战斗性和革命性实践了中国新兴音乐的方向。他一生创作了近300首既有鲜明民族特点又富于强烈时代精神的音乐作品和大量音乐论文，为中国民族新兴音乐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他当之无愧于“人民音乐家”称号。

1983年在邓小平主席的安排下，冼星海的骨灰从苏联运回北京，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从此，这位人民音乐家终于落叶归根，长眠于祖国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