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岭革命旧址

杨家岭革命旧址，位于延安城西北的五华里处，中央机关居住前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因村口有明代吏部尚书杨兆的陵墓和祠堂，因此得名为杨家陵，党中央驻后，改名为杨家岭。

杨家岭曾是中共中央机关的所在地。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后，中共中央机关由城内凤凰山麓迁到这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先后在这里居住。

党中央在这里居住期间，领导了敌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领导全党开展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也是在这里召开的。

1943年10，中共中央书记处由这里迁往枣园。中央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职工运动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等组织和部门仍留在这里，直到1947年3月撤离延安。

1947年胡宗南侵占延安时，这里的多数建筑物被破坏。全国解放后，按照原样进行了修复，在旧址四周栽了许多常青树。

中央大礼堂

中央大礼堂建成于1942年，是由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杨作才同志设计。礼堂的中间是主厅，可坐千人左右。它是采用四个大石拱为主梁，避免了阻挡视线的两排柱子。这是当年延安唯一没有木梁和木柱的大型礼堂。这座古朴而庄严的建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饱尝了战火硝烟，而今，依然风姿如初，闪耀着延安精神的光辉。

现在礼堂内部是按照“七大”会场的原貌陈列的。主席台中央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主席台前的几张桌子和椅子，是中央书记处5位书记的座位，主席台上方的横幅标语是“七大”时的政治口号—“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主席台对面的标语是“同心同德”，两侧的标语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墙上的v字形木架，是英文victory即“胜利”一词的缩写，上面插着24面党旗，表示我们党从1921年到1945年所走过的24年，是胜利的24年。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这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国121万党员。4月23日下午5时，七大开幕式在这里隆重举行。开幕式由大会秘书长任弼时主持，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等也相继发表了演说。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彭真向大会作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开幕式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24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25日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随后大会进行了讨论和发言。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有26位同志。5月14、15日两天，刘少奇向大会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确立了以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一切工作指针。”大会最后一项议程，是选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七大，使我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礼堂里还举行过其他一些大型活动。1943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室在这里招待了出席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的全体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组织起来》的讲话，指出：“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1944年11月，毛泽东在这里接见了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的全体干部，他号召大家要学会两种本领，一种是松树的本领，一种是柳树的本领。1946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在这里为朱德总司令举行了60寿辰的祝寿活动。

在这里，当年延安的一些文艺团体还经常举行演出活动。歌剧《白毛女》的首场演出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中央办公厅楼

中央办公厅楼建成于1941年。它的造型看起来很像飞机，所以人们也称它为“飞机楼”。建楼用的石头就取自于对面的山上。办公楼的西厅是中央机关餐厅，有时也作会议室用。东厅是根据总参谋长王若飞的要求设计的作战研究室，为了保密，它的窗子很小。后来改为中央图书馆。第二层楼是办公室，任弼时、李富春、杨尚昆、王首道等同志都在这里办公。第三层楼是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室。中央政治局经常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著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在这里讨论通过的。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有90多人。座谈会共开了三次。第一次是5月2日下午，开会前毛泽东同志站在会场的门口和参加会议人员一一握手问好。会议由中宣部部长凯丰主持。会上毛泽东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引言部分。第二次是5月8日，毛泽东、朱德等到会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座谈会开得非常热烈。第三次会议是5月23日下午举行的。大家发言结束后，毛泽东和参加会议的人一起在院子里照了相。照完相后，毛泽东就开始作结论，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结论部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阐明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和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根本道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进一步推动了延安文艺界和全党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今天，《讲话》仍然是文艺工作者应遵循的方向和道路。

延安文艺界通过整风运动，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进行锻炼和改造。创作了许多的好作品，如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等等。《东方红》这首歌，就是文艺座谈会后，农民歌手李有源根据陕北民歌——《骑白马》的曲调编唱出来的，表达了陕北农民对共产党和人民领袖的热爱。

周恩来同志旧居

周恩来同志1944年7月至11月居住在这里。右起第一孔窑洞是寝室，第二孔是办公室，第三孔是工作人员住室。

1943年7月周恩来和邓颖超由重庆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8月2日，中央办公厅在中央党学校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参加晚会的有两千多人，毛泽东和许多中央领导也都出席了晚会。欢迎会由李富春主持，任弼时代表中央致欢迎词。周恩来也发表了演说，他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周恩来的讲话，对于正在深入开展的整风运动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在整风运动中，周恩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他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历史地全面地分析研究，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对统一全党的认识起了很大的作用。周恩来生活非常简朴，住处几乎没有什么陈设。无论是在武汉、重庆、延安，他总是严于律己，享受着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待遇。

1944年11月初，周恩来离开这里，迁往枣园居住。

朱德同志旧居

朱德同志于1940年5月至1941年春住在这里。第一孔是工作人员住室，第二孔是朱德办公室，第三孔是寝室。

朱德是第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也是第二战区的副司令长官。1938年10月，他回延安参加了六届六中全会后又重返抗日前线。1940年5月回到延安。

朱德回到延安时，正是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时候。他在处理军务的同时，对边区经济建设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写了《论发展边区经济建设》、《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完成1941年度财政经济计划》等文章。1940年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作出的《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和《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中，许多条款就是根据朱德的意见提出来，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朱德根据中央“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指示，提出并领导边区留守部队实行屯田政策。1940年秋，他和留守兵团负责人一起到南泥湾一带勘察地形。随后，命令王震将军率领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在很短时间内就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建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1941年3月，朱德从这里迁往王家坪居住。

毛泽东同志旧居

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后，毛泽东由城内凤凰山麓迁到这里。1943年初离开这里，迁往枣园。中间这孔窑洞是办公室，室内有一防空洞，左边窑洞是寝室，和中间的窑洞相通。

毛泽东在这里居住期间，正是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岁月。为了克服困难、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在这里从事了大量的理论工作，著有《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抗日时期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40篇。

1940年底，毛泽东在这里接见了从前线回来上党校的部分干部。他针对部分人不习惯学校生活的情况时说：不习惯住窑洞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美国记者斯特朗在她的记录中写到：“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着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没有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1941年6月，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突然电闪雷鸣，小礼堂一根柱子被击断，延川县代县长被电击身亡。同时，一位农民的小毛驴也被击死，被击死驴的主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这话传出后，社会治安队的同志就要逮捕这位农民。毛泽东听后，制止这种作法，并把老农民请来，热情地和他交谈。当了解到由于征收公粮过多，加重了农民负担，引起群众不满后，立即作出减轻人民负担的决定。并派人把这位农民送回县里，给了适当补助，这位农民感激不尽，逢人就讲毛泽东、共产党是为人民着想的好领袖。

防空洞和朱德的窑洞相通。由于日本飞机的轰炸，中央机关从城内迁到这里，就修了这个防空洞。

毛泽东穿的衣服，领口、袖子和裤腿常打着补丁。1940年5月底，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慰劳考察团来到延安，毛泽东在这个院子里会见了他，毛泽东艰苦朴素的作风给陈嘉庚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刘少奇旧居

刘少奇于1942年11月至1944年10月在这里居住。左边是寝室，右边是办公室。从1937年至1942年，刘少奇多次往返于延安和华北、华中之间，并参加了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六届六中全会。1939年，他在兰家坪居住时，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并于7月间，应张闻天邀请，在马列学院作了关于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改变党的作风起了重要作用。

1942年初，党中央调刘少奇回延安工作，他从苏北解放区起程，经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历经千辛万苦，于11月底回到延安。当时正是边区经济困难时期，刘少奇虽然患有胃病，但在生活上从不提出特殊要求，和大家一样吃粗茶淡饭。1944年10月，刘少奇由此迁往枣园，参加书记处工作。

毛泽东和斯特朗谈话的地方

1946年8月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这里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内战已全面爆发，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下，依靠军事上的暂时优势，扬言要在3—6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在这情况下，能不能打赢这场战争，就成为全世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斯特朗也就是带着这样一些问题来拜访毛泽东的。毛泽东逐一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各种问题。他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腐朽本质，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谈话结束时，已是深夜，毛泽东用马灯把客人送到车旁。后来斯特朗称这一论断是“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传播于世界各国。

毛泽东种过的地

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一样，带头参加劳动，下边河渠旁那块地，就是他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和工作人员一起开垦出来的，并种上了辣椒、西红柿等蔬菜。同志们劝他不要劳动，他笑着说：“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我应当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劳动。”当年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也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还订了个人生产计划。毛泽东得知后，写信给林伯渠说：“你个人的计划能实行，必有好影响。我也订一个计划，准备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