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革命事迹陈列馆
序 厅
刘志丹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毛泽东称他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他短暂的一生，驰骋于西北黄土高原，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领导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及抗日战争的出发点。1996年，刘志丹被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是西北地区唯一一位入选的军事家。
序厅的大型浮雕展示了刘志丹在陕北黄土高原，依托人民群众创建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画面。背景是连绵不断的群山，近景有刘志丹在志丹县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所在地——永宁山，群雕为刘志丹带领西北人民不畏艰难，前赴后继创建红军和根据地。顶部的八角形图案代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间的五角星和镰刀斧头，象征着西北红军的军旗标志。右侧墙上的陕北民歌《刘志丹颂》，是人民群众对刘志丹的赞颂。整个序厅的设计，既展示了刘志丹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又表明了刘志丹永远活在党和人民的心中。
第一单元 在时代的激流中成长
刘志丹是志丹金汤镇芦子沟人，1903年10月4日出生，农历是八月十四，癸卯年，属兔。因为是八月生的，“桂子月中落”，所以他爷爷给他起名叫“景桂”。按中国传统起名的叫法，即名“景桂”，字“子丹”，后改为“志丹”。
志丹的爷爷刘士杰，是清朝同治年间的拔贡。父亲刘培基，是清末秀才，曾在镇上教书、经商，务农，1942年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母亲姓王，是一位勤劳善良的贤妻良母。志丹小时候跟着爷爷读四书五经，后来在永宁山高等小学上学。1921年，与同桂荣结婚。同桂荣1934年参加革命队伍。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刘志丹考入榆林中学。志丹在榆中上学期间，时值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新思想在陕北广泛传播。在这时代激流中，刘志丹在魏野畴、李子洲等人的教育和熏陶下，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社会实践，开展学生运动，成长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3年，刘志丹担任学生会主席，组织时事研究会，举办“平民学校/”，开展文体活动。组织领导了榆中学生反对军阀井岳秀的罢课风潮并取得胜利。
1924年，刘志丹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榆中第一批团员。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7月，志丹被选为陕北学生联合会代表，到三原参加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和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共进社是五四运动后在北京的陕西籍青年学生组织成立的政治性社团，创办有《共进》杂志，全社共有600多名成员。社员分布除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外，大多在陕西各地的中学里。榆中有刘志丹、王子宜、曹力如等9名共进社社员，绥德有19名社员。
1925年秋，党组织选派刘志丹到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学习。这时，他中学尚未毕业，但志丹认为，“虽有文事，必有武备”，他决心要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去学习。黄埔军校是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办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蒋介石，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1926年初，刘志丹入黄埔第四期步兵科第一团第二连学习，后转入炮兵科。在黄埔，刘志丹刻苦学习，严格训练，结识了恽代英、肖楚女、陈赓、唐澍等共产党员。由于不服南方水土，志丹曾得了一场重病，医生劝他休学，但他坚持学习到毕业。
1926年秋，刘志丹从黄埔军校毕业。被党派到冯玉祥部工作。在此期间，刘志丹团结和培养了一批军官和革命骨干，如刘宝堂、韩练成、牛化东、曹又参等。
1926年11月，冯玉祥赶走围困西安八个月的河南军阀刘镇华。西安解围后，中国共产党帮助冯玉祥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人称“第二黄埔”，校长史可轩，邓小平任政治处长，刘志丹被聘为军事教官。不久，冯玉祥派刘志丹到河南去收编刘镇华部。老奸巨滑的刘镇华，企图重金收买刘志丹。志丹严词怒斥，揭穿阴谋，使其狼狈不堪，不得不答应改编。
1927年7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实行“清党”，刘志丹离开河南，经武汉、上海辗转回到陕西，担任省委交通。他化装成商人，往返于上海、西安之间，进行联络工作。
时势造英雄。24岁的刘志丹，在大革命的时代激流中，迅速成长起来了。
第二单元 渭华起义与兵运活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陕西和陕甘边地区燃起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刘志丹等领导发动了渭华起义，在陕甘边地区开展兵运活动。
1927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提出了准备武装斗争，组织革命兵变的策略。
1928年春，陕西省委派唐澍、刘志丹、谢子长等到李虎臣部队许权中旅加强工作。旅长许权中是中共党员，该部驻洛南三要司。5月1日，渭南、华县地区举行农民暴动，成立赤卫队，建立苏维埃政权。许权中旅配合农民暴动，16日在华县高塘镇举行起义，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军委会主席，唐澍任总司令，许权中任总顾问。渭华起义是西北地区爆发的一次农民运动与军队相配合的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在渭南、华县地区，共建立了48个区、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运动热火朝天。农民群众高兴地唱道：“不爱金子不爱财，光爱工农苏维埃；不爱银子不爱钱，光爱人民新政权。”
渭华起义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它为我党培养和锻炼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革命骨干，是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大演习，也为后来开展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经验。
1928年秋，省委派刘志丹回陕北工作。他途经保安时与曹力如、王子宜一起，筹建了保安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永宁山支部，刘志丹任支部书记，组织委员曹力如，宣传委员王子宜。
1929年夏，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会上撤销了杨国栋特委书记的职务，由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会议提出了采取白色、灰色、红色三种方式开展武装斗争。红色即是组建工农武装；白色是争取国民党军队与民团的工作；灰色是做土匪武装的工作。就在这年春天，刘志丹利用合法斗争，当选保安民团团总，把本来反动的民团，改造成为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许多团丁后来参加了红军和游击队。
红石峡会议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北和陕甘边地区开展了兵运活动。1929年到1931年，刘志丹利用合法斗争和各种社会关系，当上了保安县民团团总；打入甘肃苏雨生部任十六团副团长；与谢子长利用陇东民团谭世霖扩充势力之机组建了一个团，后因“三道川事件”遭到失败；接下来就是收缴太白镇民团的枪；1931年春，再次与苏雨生合作，任该部团长。准备起义时不慎暴露，被关押在彬县。志丹出狱后又打入甘军陈国璋部，组建了一个旅，自任旅长。后来这个旅又被打散了。
刘志丹在兵运工作中，出生入死，百折不挠，是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他提出的“三色论”是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的前期体验和实践。他非常注重团结各方面的人仁志士，如刘宝堂、马海旺等人，在他建立武装，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中都得到过他们的帮助。
刘志丹搞兵运虽然没有一次成功，但他从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单纯依靠在旧军队中招兵买马是不行的，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创建红军，建立根据地。刘志丹的兵运活动，为后来开展武装斗争提高了思想认识，培养和锻炼了干部队伍。
第三单元 创建红军开展游击战
一次次的挫折失败，使刘志丹认识到，必须创建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1931年9月，刘志丹在平定川倒水湾集合了赵连璧、杨丕胜、贾生财三支农民武装，成立了南梁游击队。
南梁游击队创立后，在二将川消灭了张廷芝一个骑兵连，取得了首战胜利。1931年10月下旬，晋西游击队来到南梁，在林锦庙与南梁游击队会合。两支游击队会合后，移住庆阳新堡进行休整。这时，陕西省委派谢子长、高岗来到新堡，传达了省委关于部队整顿的指示。
1932年1月，游击队在正宁县柴桥子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二支队队长，参谋长杨仲远。2月6日，部队在整训中发生了“三嘉塬事件”，收缴了刘志丹和二支队的枪，并打死了二支队队长赵连璧。“三嘉塬事件”和两支游击队的性质问题，过去一直是西北史长期有争论的几个问题中的两个问题。一部分人认为南梁游击队是土匪，收缴二支队的枪是正确的；一部分人认为，晋西游击队收编的师储杰、杨琪的人马，是“保运”武装，其性质和南梁游击队差不多，因此收缴二支队的枪是错误的。1985年9月。遵照胡耀邦的指示，冯文彬、宋时轮邀请陕北部分老同志进行座谈，其中，关于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的性质问题及三嘉塬缴枪问题，在认识上取得了一致。
大家认为，这两支游击队当时都有党的领导，尽管部队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应该肯定这两支游击队都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关于三嘉塬缴枪问题。按照建军原则，部队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入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打死了人，都是不对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座谈会后，冯文彬、宋时轮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办公厅批转了这个报告（即中办[1986]103号文件）。座谈会讨论的主要内容，刊登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通讯》1986年第8期上。
1932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任总指挥。
陕甘游击队成立时，刘志丹未任职，去省委汇报后在渭北搞农运工作。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南下旬邑、耀县、铜川、黄陵开展游击战，后在正宁在寺村塬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赤卫军指挥部。4月，刘志丹回到游击队，任第三支队队长。5月，志丹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到甘肃靖远搞兵运）。刘志丹率领游击队，转战韩城、富平、洛川、黄陵、宜君等县，历时半个月，打了九仗，八次取得胜利，歼敌1400多人，老百姓称为“马踏十三县”：“陕甘游击队，集结清水塬。老刘把令下，进军黄龙山”。“历时半个月，马踏十三县。九战八仗胜，威名震西安。”在转战期间，由于长途行军，战士疲惫不堪，有的衣服烂了，有的鞋子破了、丢了。刘志丹与战士同甘共苦，给战士打麻鞋、做饭，夜间替战士站岗放哨，极大地鼓舞了游击队员们的士气。
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确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12月，省委派杜衡到宜君杨店子宣布成立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时只有一个团，共200多人，王世泰任团长，杜衡兼任军和团的政委，刘志丹任团政治处处长。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辗转游击，开辟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据地。1933年3月，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特委军事委员会在照金兔儿梁成立，特委书记金理科，军委书记习仲勋。4月，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副主席习仲勋。就在照金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候，“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杜衡再次来到照金。
1933年5月，国民党调四个正规团六个县民团，向照金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进行围攻。杜衡否定了刘志丹等人的正确意见，错误地决定放弃照金，南下蓝田、洛南地区重建新的根据地。6月下旬，部队渡过渭河，遭到敌人围追堵截。杜衡在南下途中，跑回西安，后来被捕叛变，1949年逃往台湾。
红二十六军来到蓝田张家坪，陷入敌人重围。刘志丹、王世泰、汪锋等研究决定分三路突围。红二十六军在终南山一带，苦战两月，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灭。后来，刘志丹在渭南党组织帮助下，于10月回到照金。王世泰、杨琪等20多人也回到了照金。汪锋在蓝田党组织和进步人士的帮助掩护下回到西安。
第四单元 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3年农历八月十五，刘志丹从南山脱险后回到照金。红二十六军南下后，照金根据地有了新的发展。一是杜衡被捕，陕甘边特委摆脱了“左”倾错误的干绕，形势很好；二是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泰吉举行耀县起义，成立的西北民众义勇军，和张邦英、张仲良领导的耀县游击队来到照金，壮大了力量；三是陕甘边特委召开了陈家坡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刘志丹回来后，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1933年10月19日，薛家寨失守，照金根据地丧失。11月，陕甘特委在合水包家寨召开会议，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建立三个游击区，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包家寨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正确地解决了陕甘边根据地发展战略的方针和方向问题。
四十二师成立时，有500多人，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参谋长。1941年1月，刘志丹接任师长（王泰吉去西安遭敌杀害）。志丹率领四十二师，在游击队的配合下，从北到南，从南到北，作战30余次，歼敌3000余人，红军和游击队发展到1300多人，解放了陕甘边地区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
包家寨会议后，习仲勋、张策等到南梁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政权。1934年2月，在合水小河沟四合台村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那时他21岁，老百姓叫他“娃娃主席”。11月，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华池荔园堡召开，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习仲勋、刘志丹任主席。
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刘志丹，习仲勋提出并实施了经济、文化和军事建设的“十大政策”。这一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从陕甘边的实际出发的。开设集市，发行货币，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创办列宁小学和红军干部学校，编辑出版了《红色西北》、《布尔什维克的生活》报刊，逢年过节，乡村的秧歌、社火也闹起来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空前繁荣。
1934年5月，国民党部队和地方民团在保安抄了刘志丹的家，挖了祖坟，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女儿刘力贞和父亲只得逃进深山老林。后来，习仲勋派人把她们接到南梁。同桂荣到南梁后，为战士们缝补鞋袜，洗衣做饭，同志们亲切地称她“刘嫂”。后来，她还为毛泽东做过棉鞋。1999年在西安病逝，时年94岁。
第五单元 统一西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1月，刘志丹率领陕甘红军，从南梁来到陕北根据地赤源县（今子长县）。当地群众唱道：“一队队骑兵一杆杆号，一面面红旗朝北绕，刘志丹的队伍上来了”。
陕北根据地是在陕北特委和谢子长的领导下创建发展起来的1934年8月，谢子长在清涧县河口镇战斗中不幸负伤。1935年1月20日，刘志丹到安定灯盏湾看望了养伤的谢子长，两人就西北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及党和红军的统一问题进行了商谈并取得一致意见。在谈到谁担任军委主席时，谢子长说：“军委主席由你来当。我的伤看样子是好不了了。”刘志丹说：“你是老大哥，是西北军事特派员，只要你在世一天，军委主席就应你担任。” 两人你推我让，情真意切，表现了二人深厚地战友情谊。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崔田夫、高岗、郭洪涛、习仲勋、马明方、张秀山等。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党、政、军的领导，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建立。会议还研究了粉碎敌人对陕北二次“围剿”的军事问题。
1935年春，国民党调集高桂滋等部4万余人，对陕甘边和陕北发动军事“围剿”。5月1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赤源县白庙岔会师。5月4日，成立了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从5月至8月，在游击队的配合下，西北红军取得了杨家园子、李家塔、老君殿、定仙墕等战斗的胜利，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歼敌5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第二次“围剿”，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体现了刘志丹的军事指挥才能。显示了人民群众对红军、游击队大力支援。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
第六单元 坦荡无私的宽大胸怀
1935年八、九月，西北根据地开展了“左”的错误肃反，刘志丹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被关押。10月，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及时纠正了错误肃反，使当时全国仅存的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
1935年6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朱理治到陕北。不久，上海临时中央派聂鸿钧也到了永坪。他们到陕北后，对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和现状作了不正确的估计，偏听偏信陕北个别有“左”倾思想领导人的报告，认为红二十六军内部混入了“右派”“反革命”。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到永坪，对陕北错误肃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红二十五军到陕北后，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肃反是从9月下旬开始的。先逮捕了陕甘边特委的蔡子伟、张文华、黄子文，等所谓的“右派分子”，尔后採用逼供信，严刑拷打，供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也是“右派”“反革命”。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的干部，200多人被关被杀。刘志丹是从甘泉前线回瓦窑堡的途中，遇见了给军团部送信的通讯员。通讯员把信递给刘志丹，志丹一看，原来是密令逮捕人的名单，第一名就是他。志丹先是一惊，随即又冷静下来，让通讯员把信送到军团部，他自己毅然去了瓦窑堡。
刘志丹一到瓦窑堡就被关起来了。
1935年10月，党中央到吴起镇后，得知刘志丹被关和陕北肃反的情况，张闻天、毛泽东立即下令，停止捕人、停止杀人。在下寺湾听取有关肃反的汇报时，毛泽东说，“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立即释放刘志丹”。11月，中央西北局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的五人党务委员会，负责调查处理陕北错误肃反事件。11月30日，中央组织部召开了为刘志丹等人的平反大会。会上，宣布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和《关于戴季英、聂鸿钧在肃才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定》。会议是张闻天主持的，受迫害的同志发言时情绪很激动，几乎使会议开不下去。刘志丹的发言，顾全大局，思想境界很高，表现了共产党人坦荡无私的宽大胸怀。他说，同志们受了委屈，中央来了弄清了问题，大家应该高兴。他还说，我们要拥护中央决定，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刘志丹出狱后，毛主席、周恩来在瓦窑堡会见了刘志丹。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和刘志丹只见过一面。这一面就是在瓦窑堡见的。毛主席对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代表受迫害的同志感谢党中央的英明处理，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至此，陕北肃反问题得到纠正，刘志丹被任命为红二十八军军长、北路军总指挥。高岗、习仲勋等也都分配了工作。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有的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后来，西北老干部对这次肃反问题长期存在着分歧。1942年12月西北高干会时，中央作出了《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于这个决定，党的七大会上就有争论。七大会后召开了西北党史座谈会，统一认识，减少了分歧。1954年“高岗问题”出来后，陕北肃反问题又被提起。1983年7月，中央发出李维汉等五人小组《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即中发28号文件，基本上统一了认识。
第七单元 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1936年3月，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八军渡河东征，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今柳林县）战斗中英勇牺牲。
1936年2月，红军开始东征，刘志丹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他和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担任侧翼，从佳县以北渡河进入山西，配合中央红军作战。
1936年4月1日，红二十八军从神木县贺家川沙坡头渡黄河，占领了东岸山西兴县的罗峪口，随后南下占领了康宁镇、白文镇。4月13日晚，红二十八军攻打三交镇。三交镇是一个重要渡口，有一个团的敌人防守。当晚，扫清了敌人外围阵地。4月14日，战斗进行得很激烈，刘志丹在红一团二连的阵地上，正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不幸左胸中弹牺牲。
刘志丹牺牲后，遗体连夜运过黄河，护送到瓦窑堡。4月24日，中央在瓦窑堡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二、三千人，周恩来、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致了悼词。会后，志丹遗体安葬在南门外水平沟对面刘家渠的山坡上。这是1936年4月26日延安《红色中华》报刊登的刘志丹追悼大会的报道。
为了纪念刘志丹，1936年党中央决定把保安县改为志丹县。1940年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决定，在志丹县修建刘志丹烈士陵园。1943年春，陵园峻工，烈士灵柩由瓦窑堡移回新陵园安葬。移灵时， 1943年4月19日在瓦窑堡举行了“公祭刘志丹烈士大会”。灵棚是用50匹白布、100匹蓝布扎成的。灵柩由志丹的弟弟刘景儒护送。一路上每到一个村庄，群众自觉地在路旁焚香烧纸，祭奠英烈。4月23日，灵柩路过延安时，党中央举行了万人公祭大会，朱德、任弼时、博古、林伯渠等出席了公祭大会并讲了话。这是朱德与刘力贞在延安公祭大会上。4月26日灵柩护送回志丹县。5月2日，志丹县举行了隆重的公葬仪式。
志丹陵纪念堂内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叶剑英、陈云等二十多位领导人的题词石刻。这些题词石刻，1947年遭到胡宗南军队的破坏，后来进行了修复。这块刘志丹革命事略的石碑，是林伯渠撰文，谢觉哉书写的。碑文中写道：“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够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这就回答了西北根据地为什么能够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仅存的一快根据地的根本原因。
刘志丹光辉战斗的一生，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正如周恩来所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这是历史和人民给予这位杰出革命家的公正评价。
回顾历史，缅怀先烈。让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