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整体建筑风格为清末豫南民居式建筑，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门上方悬挂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匾额由徐向前题写。旧址的北面是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和税务总局旧址，马路对面是红四方面军总部和政治保卫局旧址。因为这里是当时的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所以这条路被称为首府路。

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曾经见证过一段辉煌的历史，见证过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工作和战斗的岁月，他们用满腔的赤诚，坚定的信念，务实的作风，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在大别山区进行我党局部执政的艰难求索，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工农武装割据。

（走廊上）1927年黄麻起义爆发后，鄂豫皖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斗争，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为了使革命斗争更大规模的发展，急需一个稳固的指挥中心。1931年2月，红军攻克新集，苏区党、政、军首脑机关先后从箭厂河迁到新集。新集成为苏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1931年5月，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正式成立，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1932年1月，成立中共鄂豫皖省委，沈泽民任书记。省委下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等部门。

省委办公室

主要的工作职责是召开重要会议、起草签发重要文件、写指示信、进行巡视等。

省委书记沈泽民的住室。沈泽民是浙江桐乡县人，著名文学家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博学多才，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31年4月受党派遣，从上海辗转来到大别山。在根据地工作期间，沈泽民为发展壮大苏区和红军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沈泽民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但他毅然留在了大别山，同其他省委其他成员一起，重建红二十五军，坚持斗争，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1933年5月，省委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示下，不顾敌强我弱的形势，贸然发起七里坪战役和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导致红二十五军损失过半。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沈泽民深刻认识到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给革命造成的危害,彻底从教条主义转变到实事求是上来，决定将部分红军组成便衣队，转移到外线活动。1933年11月初，沈泽民在病重的情况下，给中央写下最后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代表省委作了沉痛检讨，表示“今后惟有洗心革面，重新做起”，并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游击战的斗争方针。

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在新县卡房乡枣林山逝世，时年33岁。他把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大别山，也把敢于直面错误、勇于担当、实事求是的可贵精神留在了大别山。

省委宣传部办公室

当时根据地的宣传工作目的性强，形式也很多样。根据地成立了宣传队、音乐队等文化团体，兴起群众文化运动，创作出大量文艺作品，大力发行报刊。据不完全统计，到1932年春，根据地的党、政、军、群众团体已办有报刊近50种。很多群众养成了读书看报的习惯，许多识字不多的妇女都知道马克思列宁。这些灵活多变的宣传方式，不仅很快传达到了千家万户，还有力回击了敌人的反动宣传。

部长成仿吾的住室。成仿吾精通多国语言，才华横溢,在长征路上还坚持传播文化知识，创立了“马背上的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成仿吾来到鄂豫皖后，亲自编写教材，在工农群众中开展识字运动，号召根据地军民“向山歌、民歌学习”，运用歌谣来宣传革命。当时中央军委就有个报告说：“从鄂豫皖边革命斗争的发动情况来看，革命文件不如革命口号，革命口号不如革命歌谣。”红军走到哪里，红色歌谣就唱到哪里，是大别山区革命斗争中最有特色的宣传方式。

1933年11月，成仿吾带着沈泽民临终前所写的报告，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离开大别山。1982年，成仿吾和夫人一起回到这里，触景生情，感慨万千，想起当年并肩战斗的战友，大多已不在人世，他声音哽咽，泪流不止，在这个房间里三进三出，赋诗一首：“三年战斗在此地，劫后重来无故人。多少英雄尽瘁去，山河依旧露深情。”

少共鄂豫皖分局办公室

少共鄂豫皖分局办公室，也是少共分局书记兼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住室。

少共又称共产主义青年团。随着各级党委的建立，根据地相继成立了各级基层团组织，1931年10月，根据地共青团员发展到1.8万多人，他们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开办训练班、识字班，对工农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少先队和童子团壮大队伍，加紧训练，是支援战争、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重要力量。

陈昌浩曾留学苏联，“能文能武。被誉为鄂豫皖党政军“三驾马车”之一。1931红军攻打黄安的时候，军部决定让红军缴获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参与战斗。时年25岁，身为四方面军总政委的陈昌浩登上飞机，在飞机上，他一边往下撒传单，一边朝敌人阵地扔炸弹，拉开了总攻黄安的序幕。在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的北上南下之争中，他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于1939年去了苏联。1952年回国后曾担任过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职务，主持编写了《俄华词典》。

陈昌浩一生光明磊落，心胸坦荡，从不文过饰非。虽在肃反运动和长征中犯过错误，受过挫折，但他知错即该，对党忠诚，从未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省委组织部

这里是鄂豫皖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及组织部长郭述申的住室。

为加强党的领导，根据地首先是完善了上至省委，下至支部的各级党组织，精简了层次和人员。管辖19个县的中共皖西北特委，机关工作人员包括交通员、炊事员，总共也才15人。其次是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积极发展党员。【比如黄安和麻城等县委，当时提出了吸收新党员的五个条件：革命性强的；经济地位低的；与反革命派无社会关系的；习惯好的；无恶劣嗜好的。经过整顿，劝那些不具备入党条件的人出党，党员数量比之前甚至有了减少，黄安减少300余人，麻城减少200余人。】到1931年10月，根据地党员已超过2.3万人。党组织还很重视干部作风建设，要求干部能够廉洁自律，率先垂范，紧密联系群众。

组织部长郭述申，是湖北孝感人，鄂豫皖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建国后曾任中纪委副书记。1929年4月作为中央巡视员，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不顾生命危险，巧妙地躲过敌人的追踪，用自己的双脚走遍了豫南大地，三次完成党中央安排的巡视任务，将大别山党组织和工农武装力量的发展、群众的革命愿望等实际情况汇报给周恩来，为中央布署建立鄂豫皖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巡视制度沿用至今，一直都是中央了解地方工作的一种重要方式。

妇女部

妇女部长朱淑芬，新县泗店人，1932年牺牲时，年仅20岁。

在妇女部和各级妇女会的号召下，当时大别山倍受封建压迫的妇女们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积极投入革命斗争。1939年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在描述大别山区的妇女情况时这样写道：“这些妇女多数不能读书写字，但是对资本主义和世界大事却了解的一清二楚”。她们在斗争中“时常走上了农民的前线。”她们“最先关心的是保护红军，还做千千万万的布鞋草鞋送给红军。”

在当时的大别山区，很多家庭都挂着“拥军袋”，妇女每次做饭时，从准备下锅的米中抓几把放进袋里，积累起来，哪怕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捐给红军。她们动员自己的家人参加红军，母送子，妻送夫的场面随处可见，有的才新婚刚刚几天，就把丈夫送上前线，刚才提到的妇女部长朱淑芬，就是在新婚第三天，送丈夫参加红军，还没来得及感受一点点生活的幸福，就双双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根据地人民在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自觉自愿地为革命节衣缩食，含辛茹苦支援前线，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保护红军，人民群众与党和红军这种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关系，任凭敌人怎样封锁、挑拨都无法分割。

分局、省委会议室

当时，分局开会制定工作计划，由省委及省委的下设部门去执行，苏区党的日常工作由省委主持。展板上展示的是1931年5月12日，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成立之时产生的11位分局委员，他们分别是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曾中生、高敬亭等。

高敬亭委员，河南省新县人，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重建了红二十八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成为大别山坚持斗争的一面旗帜，被周恩来同志称赞为“闻名大别山的游击专家。”

分局和省委成立后，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各项建设。

在党的建设方面，不断健全内部机构，积极发展党员，逐步形成了省委、特委、县委、区委、支部等完整的组织系统，使党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在政权建设方面，先后建立了新集市、列宁市、白雀园市和26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各区、乡苏维埃政权都普遍建立。大家请看这张鄂豫皖苏维埃组织序列表，可以看到，苏维埃政府由外交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等九个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革命法庭组成，组织机构相当健全，分工也相当明确。虽然是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但也根据根据地建设的实际需要进行了一些改造。

土地改革方面，当时的大别山，大多数土地都掌握在极少数地主的手中，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有饭吃，要土地、要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地建立后，土地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但三省党组织在土地革命发动上，既无经验又无现成法规可遵循，便在实践中进行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分局和省委成立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统一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标准，把农村阶级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五类，这个标准，同两年后毛泽东发表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这篇光辉著作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些文件就是当时分局写给麻城、黄陂、孝感关于重新分配土地的指示信和土地通令。

经济建设方面，根据地大力发展生产，成立了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和税务总局，并发行了货币，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文化建设方面，开办了列宁小学，普及义务教育，广泛组织识字班、平民夜校，到处呈现着“子教父、媳教婆”的生动场面。

翻身农民把自己的命运同党和红军紧紧联系在一起，根据地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进入发展的鼎盛阶段。根据地的党组织，把马列主义理论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成为留给大别山的宝贵财富，也为新中国党的执政提供了经验。

红四方面军旧址

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上面“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9个大字是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所题写。

红四方面军于1931年11月7日在红安县七里坪成立，由徐向前任总指挥，在鄂豫皖苏区鼎盛时期发展到4.5万余人，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

土地革命时期，红四方面军英勇转战于湖北、河南、安徽、陕西、四川等十多个省地，先后开辟了鄂豫皖和川陕两块革命根据地。

长征中，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数翻雪山，三过草地，有力策应了红一、二方面军北上。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四方面军主力整编入刘伯承为师长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解放战争时期，一二九师发展成为中原野战军。之后更名为第二野战军。建国后，他们又参加了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

这支以工农群众为主的英雄部队，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党政军人才，还有数以万计的将士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将永远受到党和人民的纪念。

红四方军总部旧址，占地1600平方米，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设政治部、参谋部、经理处等办公场所，以及张国焘和徐向前的住室。

参谋部

沙盘是昔日新集城的地貌。参谋部是红军的指挥中枢，鄂豫皖红军很多精妙的战例就是在这里策划指挥的。

尤其是第三次反“围剿”中的四大战役更是参谋部的经典之作。“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等原因，蒋介石布署了第三次围剿，却还未来得及发动，刚刚成立的红四方面军抓住战机，在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七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发动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战役，取得了辉煌战果。

黄安战役是四大战役的揭幕之战，红军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历时43天，歼敌1.5万余人，活捉敌69师师长赵冠英，为了纪念黄安战役的胜利，分局将黄安改名为现在的红安。首战告捷，再战商潢，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二师一出马就遭到红军的毁灭性打击，师长汤恩伯被撤了职，商城守敌弃城南逃，商城不战而克。随后，红军2万将士挥师东进，再战苏家埠，歼敌3万余人，俘敌总指挥厉式鼎，开创了红四方面军大兵团作战的先例，国民党守城官兵缴械投降，列队迎接红军进城。在最后的潢光战役中，红军速战速决，仅用了5天时间，就歼灭敌军8个团，收复并进一步扩大了潢光南部根据地。

四大战役的胜利，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歼敌正规部队40个团，6万余人。使鄂东、皖西、豫南三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开创了鄂豫皖根据地的极盛局面，策应和支援了中央红军。中央苏区《红色中华》以《鄂豫皖红军的空前大胜利》为题对四大战役进行了报道。

经理处

经理处相当于现在的后勤部。早期鄂豫皖红军的后勤补给主要来源于战斗缴获和苏区百姓的支持。随着根据地的不断发展，苏区建设了兵工厂、被服厂、红军医院。但总的来说，还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1931年的黄安战役历时43天，为了支援红军“围城打援”，数万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送饭队、洗衣队不分昼夜地为红军服务。有一首歌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生动地再现了这种历史场面。

穷苦的大别山人民，不但养活了4万多红军，还支持了20多万地方武装,一大批英勇将士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曾经担任过红四方面军军需处处长，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吴先恩中将说：“红军用最小的后勤，支撑了最艰苦的战争。”其实也可以这么说，红军还拥有最大的后勤，人民群众是红军最坚强的后盾。郑义斋，被誉为“红色理财专家”，曾任红四方面军经理部部长，他在鄂豫皖所采用后勤管理经验，在长征途中被广为推广。

张国焘住室

张国焘是江西省萍乡县人。1920年10月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为我党的早期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

1931年4月，受中共中央指派，张国焘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时，他在整顿党的组织，整编地方武装，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也在根据地推行“左倾”主义路线，大搞肃反运动。

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分局和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进入川北，创建川陕根据地。1935年，红四方面军完成长征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由于对革命形势错误的估计，张国焘与中央产生了分歧，他迟迟不执行中央北上的决定，而是挟军南下，另立“中央”，后遭受重大挫折，被迫放弃分裂主义路线。1938年清明节，他乘祭拜黄帝陵之机离开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1979年12月，张国焘病逝于加拿大多伦多。

后来有人为张国焘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已辩忠奸留史册；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非凭成败论英雄。从最初的热血青年、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到背叛党和革命，最终客死异乡。给我们留下无尽的思考和叹息。

徐向前住室

徐向前，山西省五台县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他年仅三十岁就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是红四方面军的旗帜和精神领袖。

1927年，在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关头，徐向前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期间，妻子程训宣在肃反中被错杀，他依然相信党，相信组织。在红军长征途中，徐向前做出了红军不打红军的决定。避免了革命损失，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1936年徐向前任西路军总指挥，由于孤军奋战，兵力悬殊，弹尽粮绝，最后惨遭失败，部队被打散，他沿途乞讨，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延安。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奔赴抗日最前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建国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我的经历是同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人民的奋斗历史联结在一起的。”张国焘和徐向前的人生轨迹，曾经在这里交汇，之后却又走向了不同的结局。一个成为开国元勋，一个沦为歧路亡羊。道路决定命运。任何人都不能把个人的荣辱进退凌驾于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之上，只有紧跟党走，才能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