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坝会议陈列馆
苟坝会议陈列馆位于革命老区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
1935年3月,中国工农一渡、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城,曾经来到苟坝,并在这里召开会议。这是在我党我军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会议。苟坝会议在关键时刻再一次挽救了党和红军,毛泽东由此重返军内主要领导岗位,真正执掌红军的最高指挥权。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善,是“四渡赤水”中三渡、四渡的策划地,是“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的党史典范。
苟坝位于大娄山山麓,距遵义县城50公里,距历史文化名城遵义56公里。苟坝是一块三面高山环绕的坝子,坝子南北约3公里,东西宽1公里;东北西面山峰林立,
主峰马鬃岭海拔1425米,苟坝独特的地形非常有利于红军隐蔽,躲避敌机轰炸,为红军驻军提供了便利条件。
第一部分：从遵义会议到鸭溪会议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的漫漫征途。长征初期,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造成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但在战略上,红军胜利了。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经过英勇奋战,挫败了蒋介石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同时,湘江战役的失利也加速了毛泽东的复出,为后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初,红军强渡乌江天险，直逼遵义城。当时,遵义城还是遵义县的县城,刘伯承总参谋长命令先头部队化装成国民党黔军的逃兵,于1月6日深夜冒雨向遵义进发,其余部队随后跟进,如诈取不成,就准备强攻。结果,遵义城楼上的哨兵没有发现任何破绽,统统成了俘虏,红军不废一枪一弹就拿下了遵义城。1月7日,中央红军在遵义城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遵义人民敲锣打鼓欢迎红军队伍。后来,有4000遵义儿女加入到了红军队伍中,为革命作出贡献。
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出席遵义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秦邦宪、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扩大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伍修权等。
遵义会议结束后,朱德发布的《关于我军向先市、赤水、土城地域集中致各军团电》。红军由此开始了第一次向北的进军。他们途径桐梓、习水,准备在赤水北渡长江进入四川。
但是,蒋介石继续实施围追堵截的计划,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中国革命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势,实行广泛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并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变换作战方向,声东击西,不断造成敌人的失误,从而调动和打击国民党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把战略转移的主动权牢牢抓住在了手中。
红军按照遵义会议作出的决定,于1月19日由遵义北上,计划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寻机创建新的根据地。1月28日,红军在习水县土城的青杠坡区域时,和尾随而至的川军郭勋祺部打了一仗,即著名的土城战役。这一仗中央红军遭遇了川军顽强抵抗,形成胶着状态后,红军甚至面临被合围的险境。最后红军把干部团都增派到一线才打个平手,而且是伤亡惨重。
1935年1月29日拂晓前,红军除以少数部队阻击敌人外,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这就是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的第一渡。
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鉴于敌人已经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红军进逼，于1935年2月7日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
红军进入四川，迅速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 改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并于1935年2月上旬，在扎西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同时在扎西进行了整编。
中央红军突然出现川南，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他急忙命令川军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防务，并规定上金沙江上起滩头下至宜宾，长江上至宜宾下达江津沿江北岸都构筑工事，各要点还构筑碉堡，来防红军偷渡。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以“追剿”军第一兵团改为一路军，何健为总司令，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的地区。
1935年2月9日，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这时，敌军孙渡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分别从南北西面迫近扎西，周浑元纵队主力正从黔西，大定地区向古蔺、叙永方向追击。为了迅速脱离川、滇两敌之侧击，中革军委于10日决定迅速东渡赤水河，向敌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进攻。11日，中央红军分3个纵队由扎西地区东进，经营盘山、摩泥、回龙场，于18日同至21日分别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向黔北的桐梓地区急进，同时以红五军团的1个团向温水开进，以吸引追敌。此渡便是“四渡赤水”中的第二渡。
遵义战役等一系列战斗，充分表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雄善战。这是在毛泽东等的正确指挥下，充分发扬了红军运动战的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连“剿匪”总司令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他追击红军以来的“奇耻大辱”。
红军二占遵义，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狠狠打击了敌人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但是中央红军高层，针对下一步的方向仍然还是寻找落脚点的问题，认为遵义绝不是久留之地，更不可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他们分析：首先遵义是川黔交通要冲，防守困难；其次周边四川、云南军阀的战斗力较强，对红军潜在威胁很大；第三蒋介石中央军调动的速度非常快，并在黔北地区构建堡垒，封锁红军的战略回旋空间。鉴于以上原因，中央红军又撤离遵义继续向西，准备再次经习水、赤水渡过长江进入四川，同时命令由林彪、聂荣臻带领的红一军团作为先头部队，对驻守在仁怀坛厂的国民党周浑元纵队发起进攻，3月初，红军途径忠庄、龙坑，向鸭溪西进。
中革军委3月4日在鸭溪召开了会议，成立了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当晚，前敌司令部于鸭溪发布作战命令《关于首先消灭萧、谢两师的作战部署》。这是毛泽东1932年在江西宁都会议上受“左倾”排挤丢掉在军内的发言权后第一次从组织上、军事上恢复了在中央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可是，不到6天，毛泽东这个政治委员职务就在3月10日的苟坝会议上被表决丢掉。
第二部分：具有历史意义的苟坝会议
3月9日，红军中央纵队进入枫香苟坝。3月10日下午时1点左右，中革军委收到了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发来的一封万急电报。电报内容是建议中革军委改变攻击驻坛厂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的作战计划，改而攻打打鼓新场，打鼓新场就是现在的金沙县城，距离这里50公里。
接到林彪的电报后，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在苟坝一位姓卢的人家的民房内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当时参加苟坝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以及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列席了会议。当天的会议就是否改变作战计划攻打打鼓新场进行了专题讨论，大家各抒已见，讨论非常激烈，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时任红军总司令、前敌司令员的朱德也认为：打鼓新场是黔北首镇，是通往毕节的要塞，驻守在此的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打下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获得物资补给，并能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的基础。参会的领导们都非常赞成林彪的电报建议和朱德等领导的分析，同意改变作战部署，改打打鼓新场。
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打打鼓新场，理由有三点：其一，是打鼓新场的地形呈袋状，不利于红军展开，一旦攻击受挫，形成胶着，容易被合围。其二，是蒋介石在周边地区调集重兵，并根据红军的动向正迅速向打鼓新场地区聚集。在打鼓新场四周，不仅有国民党中央军周混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滇军孙渡纵队，如果红军贸然进攻，红军将面临国民党在黔的全部队和滇军4个旅。这样，红军攻打打鼓新场势必就成为攻坚战，对红军极为不利。其三，也就是最主要的一点。毛泽东认为，中央红军不能在如此窄小的战略空间过久的滞留，不应太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应立足于走，尽早跳出蒋介石在黔北地区设计的大包围圈。概括起来，毛泽东认为，打是手段，走是目的，不利于脱身的战斗是不应该考虑的。
由于大家都坚持要打，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反对，争执到最后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道：“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张闻天讲求民主，提议举手表决，结果通过举手表决，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通过了，同时把毛泽东才上任6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也给表决掉了。
会议明确由周恩来负责起草作战命令于第二天清晨下发到军团部，中午之前展开对打鼓新场的攻击。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和朱德回到了长五间起草作战命令。
深夜，毛泽东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对红军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就在这个时候中革军委的情报人员破译了国民党的一系列情报，电报的内容是国民党的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正从几个方向向枫香、仁怀、打鼓新场区域压来，最近的敌军离打鼓新场只有两个小时的路程。毛泽东感觉情况非常紧急，于是他叫上警卫员提着马灯，沿着1.5公里泥泞山路朝周恩来驻地。
周恩来、朱德在苟坝会议期间的驻地叫长五间。当时，毛泽东来到周恩来驻地，把电报内容和他的分析向周恩来一一作了陈述，说服了周恩来。接着两个人又找到了朱德，毛泽东在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后说“我恳请你们暂缓下发作战命令。还是再考虑考虑”。
形成初步的一致意见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又一同回到召开会议的农家小院，敲开了张闻天的门。张闻天听了汇报后立即通知所有参会人员紧急开会，会上大家深为毛泽东透彻的分析，对形势理性的判断所折服，都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这次会议否决了攻打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
随后，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现在每天要开 20 多人的会议，会议常常久议不决，难免会遗误战机。他建议成立一个精干、高效并对政治局负责的军事指挥机构全权指挥军事。在得到张闻天同志的认同后，于是3月12日，张闻天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并对政治局负责。
苟坝会议和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使毛泽东重新执掌最高中国工农红军最高领导权、指挥权，完成了遵义会议上开始考虑的对中央军事决策机构人员的调整，使党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实现了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苟坝会议的历史意义：第一，它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或者说它是遵义会议的闭幕式，是对遵义会议所形成的决定的落实和完善；第二，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天才的军事家正式走到了中国革命军事舞台的前端，再一次拯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华革命；第三，苟坝会议是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中三渡、四渡的策划地，是中央红军的命运真正从转折走向辉煌；第四，苟坝会议是名人伟人名言“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诞生地，苟坝会议更以无可辩驳的史实为这句名言作了最好的阐释。
为了纪念毛泽东敢于坚持真理革命精神，就把从新房子到长五间（也就是周恩来朱德故居）那段路命名为“真理之路”。
苟坝会议后，毛泽东构思并实施了“调出滇军，甩掉追兵，假道云南，进军四川”宏大战略构想，亲自指挥红军三渡、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挺进云南，把蒋介石的几十万追渡之兵彻底甩在乌江南岸，跳出了蒋介石设置的大大小小的包围圈。
第三部分：从苟坝会议到会理会议
苟坝会议后，中央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经仁怀向北挺进，于3月15日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周浑元激战。并与当日深夜向县城中抠和茅台转移，夺取和控制赤水河上游渡河点。
按照中央军委部署，红军分三路向茅台急进。3月16日拂晓，红一军团教导营和两个工兵连率先进抵茅台，一举击溃守敌黔军侯汉佑部一个连队和地方民团武装。接着，红军干部团及其工兵连也相续到达，并控制茅台河（美酒河）东西两岸，工兵连迅速展开架设浮桥。在茅台河上、中、下三个渡口架起了3座浮桥。16日中午，红一、三军团抵达茅台，红五、九军团于17日凌晨至8时也先后到达茅台陆续渡河。一军团、干部团和三军团一部于16日夜由中渡浮桥开始渡河；三军团的两个团和五军团先后由下渡浮桥渡河；九军团和三军团的一部先后由上渡浮桥渡河。历经两昼夜，至18日早晨全部渡完。接着，攻占镇龙山，击溃川敌1个团的阻拦，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这即是“四渡赤水”中的第三渡。
在国民党军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等决定，乘敌不备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机歼敌。3月20日，为迷惑国民党军，红一军团一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至22日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从敌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这即是“四渡赤水”中的第四渡。
四渡赤水战役，是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名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化作战方向，为红军赢得了时机，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了大量国名党军，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实现了毛泽东的计划的战略目的：“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3月26日，红军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地区，27日，红九军团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引国名党军向北：主力继续南进，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国名党军封锁线，进至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等地。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
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狗场、扎佐地域，前锋逼近贵阳。4月4日，红军团在打鼓新场以南老木孔地区击溃黔军5个团，歼其2000余人。至此，中央红军巧妙地跳出了国名党军的合围圈，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甩在乌江以北。
这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及其周围地区只有99师4个团。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十分惊恐，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向导，也便随时逃跑。
但是，蒋介石做梦也不知道，红军此举的目的并不是贵阳，而是云南。中央红军主力乘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迅速进军云南，并于1935年5月9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巧渡金沙江，进入四川境内，经过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等一系列战斗，胜利地实现了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的阶段性战略胜利。
1935年5月中旬，中央红军抵达云南会理。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了扩大会议。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略正确思想。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在川滇黔边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会议还对下一步红军的行动计划进行了研究，在渡过金沙江后，形势已转变到对红军有利，所以在渡金沙江的前夕，中革军委就发出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
会议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军事指挥和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并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胜利成果，维护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党和红军领导层统一了思想，更加团结，为此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的历史任务，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四部分：红军长征在遵义县
1935年1月至3月下旬，红军三进三出遵义县镜，进驻遵义县期间，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其中召开了重要得有遵义会议和苟坝会议，在长征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里有一个说明，遵义县的版图曾经有过多次变化，原有的17个区37个镇，后来板桥、泗渡、牛蹄、新浦、高坪、新舟、三渡、永乐、虾子被划出，面积从5088平方公里变为了现在的3367平方公里，辖26个镇2个民族乡，总人口118万，遵义县原县城即为现在的遵义城。
红军长征再次留下了众多遗址、会议会址、旧居和烈士墓等红色遗迹。现在，除苟坝会议会址之外，遵义县还有鸭溪会议会址、刀靶水战斗遗址、茶山关战斗遗址、羊岩河江军强渡渡口、平正乡红军标语保护地、白岩沟红军殉难地、抢渡乌江战斗遗址等，这些红色革命者的足迹，就像一颗颗灿烂的珍珠，永远显得弥足珍贵；又像东方升起的启明星,永远激烈遵义儿女在新长征的征途上不辱使命,完成更大的革命创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