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飞故居陈列馆
王若飞故居陈列馆,以“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若飞精神作为布展主线,展览图片资料125幅,实物资料47件,辅以现代声光技术、多媒体和绘画雕塑艺术等形式,更为直观和全面地展现王若飞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经历和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突出了王若飞同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第一部分 甥舅情深 少年壮志
（1896年10月—1919年5月）
王若飞于1896年10月11日出生在故居正房左侧卧室。其曾祖父为其取名“运笙”（荫生），意为应运而生，号“继仁”。
王若飞在安顺度过了他8年的童年生活。这期间由于家庭变故，于1904年被其二舅父黄齐生接到贵阳教养。
黄齐生，“四八”烈士之一，贵州安顺人（1879—1946），著名教育家、民主人士，被毛泽东赞许为“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最早同情、支持、爱护共产党的著名党外人士之一”。
王若飞到贵阳后，于1905年入其大舅父黄干夫与凌秋锷创办的达德学堂读书。在黄齐生的精心培育下，他逐渐成长为一名品学兼优的优秀学生。因喜读《木兰辞》，故从“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诗句中取“度若飞”三字，改名王度，字若飞，表达了爱国的情怀与抱负。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王若飞与同学一起组成学生保卫队，参与稽查城防工作，同年，王若飞以优异的成绩从达德学校毕业。
1914年，18岁的王若飞随大舅父黄干夫到铜仁矿务局工作，担任文书和会计，使他有机会接触工人，了解他们的苦难生活。
1917年春，王若飞回到母校任教，他积极参加演出《共和鉴》、《意大利统一》等爱国话剧，传播新思想。
1917年12月，王若飞考取黔中道留学日本官费生。
第二部分 远涉重洋 寻求真理
（1918年3月——1925年3月）
1918年3月，王若飞到达日本东京，就读于日本明治大学。在日本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王若飞与部分贵州同学随黄齐生毅然回国，参加反帝爱国活动。同年10月，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王若飞毅然赴法勤工俭学。临行前，他随黄齐生拜访孙中山，中山先生手书“奋斗”两字相赠，以示鞭策和鼓励。
1919年12月，王若飞达到法国，1920年4——5月，王若飞在巴黎圣厦门铁工厂做铸工。工作虽然辛苦，但王若飞仍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工读作息时间表，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参与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他在这段时期写的《圣夏门勤工日记》，为这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1920年，王若飞与蔡和森、赵世炎、李维汉等组成“工学世界社”，讨论改造中国的方法，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1年底，王若飞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经过半年的宣传、联络、动员、组织，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郊外布伦森林正式成立，王若飞被选为“少共”执行委员，担任华工运动组长、中央组织委员，参加编辑、出版《少年》。
1922年秋，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肖三5人，由胡志明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同时中共中央承认其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少共”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王若飞当选为总支部委员。
1923年春，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等十二人被中共中央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满足了他多年以来的渴望。 3月途经德国柏林到达苏联，4月入校学习，任中共旅莫支部委员。至此，王若飞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5年3月，王若飞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后离开苏联回国，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第三部分 大江南北 开辟斗争
（1925年4月—1931年7月）
为发展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加强北方军事运动，1925年5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王若飞以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的身分到河南工作。行前到北京听取李大钊的指示后，到达开封帮助国民军二军办军校，并做中共地方党工作。10月，王若飞组建了中共豫陕区委，并出任书记。在他的领导下，中原大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在军阀队伍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党团组织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1925年秋天，王若飞与在郑州纱厂从事工人运动和妇女工作的李培之相见相识，结为夫妇，9月，王若飞送赴莫斯科学习的李培之去上海。
1926年7月王若飞调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27年3月，王若飞参与领导和组织上海第三次武装暴动，具体负责指挥南市区的起义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共五大紧急召开，王若飞参加会议并负责大会的总务工作，会后任中共中央秘书厅主任。
不久，王若飞出任江苏省委常委、农民部长（农委书记）、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长、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等职务，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被誉为中国东南一角的革命机关——江苏省委不断遭受破坏的血腥氛围中“硕果仅存”的一人。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根据八七会议精神，王若飞组织领导了无锡、宜兴、泰兴、如皋等地江苏农民武装暴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1928年6月，王若飞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会上，他对自己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的工作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他说：“只有真正的大勇者，才不以名位系心，才不以明白自己的、承认自己的弱点为可耻”，表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
1928年7月，王若飞化名“聂莫采夫”与李培之一起进入列宁学院学习。在列宁学院，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原著，钻研理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并研究中国的工农运动，写下了不少论述农民问题的文章。
第四部分 铁窗斗争 浩然正气
（1931年7月—1937年5月）
1931年7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委派，王若飞化名黄敬斋，以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经乌兰巴托回国，负责领导西北地区的农民土地革命和组织回民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为整个西北地区建立统一的党组织。
1931年10月初王若飞到包头开展工作，听取当地中共党组织负责人乌兰夫的工作汇报并传达了党的指示。在内蒙古工作期间，王若飞克服了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等种种困难，先后到归绥、包头、五原等地调查了当地党组织、农民斗争协会的情况，并根据中央“发展并组织西北的革命运动，尤其以民族运动为中心”的指示，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安排部署工作，为内蒙古地区党组织和交通联络站的恢复和健全作出了杰出贡献。
1931年11月21日晚，由于叛徒出卖，王若飞在包头泰安客栈被捕。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王若飞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把敌人审判自己的法庭变成了宣讲马列主义的演讲场所，在敌人审讯他的时候，王若飞向敌人索取纸和笔，奋笔疾书，写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决心，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列出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状。敌人在王若飞的身上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任何东西，于1931年12月上旬将王若飞押解到归绥，关押在归绥“第一模范监狱”。
王若飞被捕入狱后，黄齐生闻讯前往归绥营救。他利用自己在中华贫民教育促进会的特殊身份找到绥远省省主席傅作义，要求释放王若飞。傅作义表示，只要王若飞答应留在绥远做事即可释放。傅作义的要求遭到了王若飞的严辞拒绝。
绥远省高等法院迟迟不对王若飞进行判决，考虑到塞外天气寒冷，舅父不宜久留，抱定了为革命必死的决心，1932年1月，王若飞给黄齐生写了一封送别信，同时在自己衣服衬里撕下一块白绸为妻子李培之写了一封诀别信（两封信是托出狱狱友杨植霖转送的）。
出于对绥远当局对王若飞不判不放行径的愤慨，黄齐生于1933年秋，撰写了《王若飞行述》，连同王若飞在狱中写给傅作义的信油印成册，分发各地亲友，引起社会关注，对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使国民党最终不敢杀害王若飞。
1934年1月，迫于社会压力，绥远省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判处王若飞有期徒刑15年。4月23日，绥远省高等法院以“大赦条例”改判王若飞有期徒刑10年。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2月，红军抗日先遣队东渡黄河，准备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内蒙古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爆发了百灵庙起义。这些重大事件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震动。6月，绥远省政府发出密令，秘密将王若飞转解山西太原的陆军监狱关押。直到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统治山西的军阀阎锡山也表示了同共产党合作的态度，刘少奇、柯庆施、薄一波受党指示营救王若飞出狱，至此，结束了他近六年的铁窗生涯。
在长达五年零七个月的牢狱生活中，王若飞仍然心怀天下，继续思考中国革命和抗击日寇侵略的问题，以顽强的毅力写下大量的革命宣传文章；他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谈话、写信等方式动员傅作义发动民众，抗日救国，使傅作义有所触动。
在王若飞的教育感召下，傅作义抗战期间积极与八路军合作。解放后，李培之去看望傅作义，傅作义告诉她：“我能够在北平接受共产党的条件，和平解放北平，跟王若飞在狱中对我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第五部分 宝塔山下 再展宏图
（1937.8—1943.12）
1937年4月，王若飞出狱后和妻子李培之在山西太原团圆，此时，这对革命夫妻已经分别了七年之久。8月，他们经西安回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回到党组织的怀抱，他说：“我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快活！”
1938年11月，王若飞37岁时，他们唯一的儿子王兴出生。
回到延安后，王若飞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统战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延安总部副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
1941年7月，王若飞参与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党的建设和指导整风运动的开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40年上半年，王若飞受中央委托，调查和研究根据地的土地问题和土地政策；1941年2月，参加制定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几易其稿，于1942年1月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该《决定》的颁布实施提高了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共产党赢得了广大民心。
1942年4月，王若飞参与起草和修改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六部分 重庆谈判 殚精竭虑
（1944年1月—1946年4月）
抗战末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根据地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为实现国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权利，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进行着断断续续的谈判。抗战胜利后，王若飞作为中共主要代表之一，在西安、重庆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多轮次的谈判。
1944年初，中央决定派王若飞作林伯渠的助手同国民党方面谈判。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国共谈判没有取得结果。
抗战已近尾声，蒋介石为了把破坏和平的责任强加给中共，为发动内战争取时间作准备，于1945年8月14日故作姿态，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又于20日、23日连发两电敦催。1945年8月28日，王若飞同毛泽东、周恩来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飞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1945年9月4日至10月5日，王若飞同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代表正式谈判，双方就政治会议、国民大会、省区划分、重划受降区以及缩编军队等重大问题先后共进行了12次谈判。经过四十多天的艰苦谈判，于1945年10月10日，王若飞同周恩来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同国民党签订了《政府和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迫使国民党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为和平民主力量赢得了主动。在事关中国人民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历史性大抉择中，王若飞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若飞在重庆期间，参加各种活动，广泛接触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方法宣扬我党主张，进一步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爱国进步人士，对民族团结和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风度、气质，才华和智慧，赢得了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尊重和敬佩，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先生赋诗赞道“慷慨王郎并世豪”。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会上，王若飞戳穿了敌人假和平、真内战的政治阴谋，反对一党独裁。经过中共、民盟及进步民主人士的共同斗争，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国民党背信弃义，破坏、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内战爆发迫在眉睫，王若飞要赶回延安向中央请示汇报工作。1946年4月7日夜晚，他与周恩来连夜研究工作，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要为人民打算”。这就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从1944年至1946年，在与国民党谈判过程中，王若飞不畏艰险，无数次往返于重庆和延安之间，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为建立和平、民主、团结、富强的新中国殚精竭力。
第七部分 黑茶星殒 功垂千秋
（1946年4月8日——19日）
1946年4月8日上午，王若飞等乘飞机离开重庆飞赴延安，因飞机失事，不幸以身殉职，终年50岁。同机的有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等著名的“四•八”烈士。1946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沉痛的向全世界发布了王若飞等遇难的讣告。
1946年4月15日，“四八”烈士追悼会在延安召开，三万人隆重悼祭。
1946年4月19日，党和人民将王若飞等烈士安葬于延安清凉山下。
第八部分 缅怀先烈 继往开来
王若飞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在他曾经生活、工作、战斗过的地方，人们以各种形式深切怀念这位党和人民忠诚的儿子，缅怀他的丰功伟绩。
解放以后，安顺人民为缅怀心中的骄子，在烈士陵园建立“王若飞烈士纪念碑”供家乡人民瞻仰。
第九部分 烈士功勋 光耀故里
烈士故里安顺，历史悠久，文化多彩，环境优美，土地肥沃，特产丰饶，人民勤劳善良。在“一切要为人民打算，共同为小康实干”的精神鼓舞下，全市人民团结一心，激情跨越，既要金山银山，也保住了绿水青山。在交通、能源、大健康医药产业、旅游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结束语
王若飞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若飞精神仍激励着今人和后代。
烈士功勋，光耀故里。若飞精神永垂不朽！
